玺印，肇端于殷商茂于东周而成熟于两汉，元明之际王冕、文彭已开“文人篆印”之风，吾丘衍《学古篇》印论的学术总结当是印章成熟的标志，清代金石学的兴盛，更将印章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是，真正自觉将玺印系统地放在文化的视野中来审视、考察与研究，大概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罗福颐的《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为代表。近期出版的徐畅专著《先秦玺印图说》（以下简称《图说》）是一部融先秦玺印史、考证、文化阐释以及古文字流变为一体的印学专著。该著将先秦玺印进行分类、考证源流，从典章制度、经济、哲学、军事等几十个方面进行文化性的阐述、纵横剖析，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性意义，并具有以下4个特点。

    一是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往往表现出非系统性的特点，多为感悟语录式的承载方式，这显然不利于文艺理论的独立和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特别是书画理论，更多的是诗意性的评论和感悟式的审美体验，因此往往以笔记、题跋、鉴赏等形式存在，印学这种“碎玉式”的学术载体方式就更为明显。所以，印论多以印说、印话、论印诗词等方式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之中。显然，这不但不能适应现代印学研究的要求，也难以描述玺印存在的历史史实和印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的路径。这部《图说》是一部系统性的研究先秦玺印的学术专著，作者将先秦玺印分成滥觞篇、起始篇等30个独立篇目，各篇目之间又互为联系、照应联属一体，不但运用和吸收了最新的出土资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将玺印的系统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填补了先秦玺印研究的空白。

    二是学术性。书法篆刻的非系统性，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构成独自的学术体系、缜密的思维结构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的印学，其发展历史虽然已500多年，但其印论多止于“以印说印”、“借印说印”，难以宏达、深广，这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存在，更难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相一致，也不利于现代印学的学科建构。因此，玺印的“文化性”一定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以现代学术的发展以及大量先秦史料、实物的新发现作为前提。这部《图说》最大的贡献是将先秦玺印放在文化的视野中来观察，与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十几个领域相关联，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显然是从传统的印学研究向艺术、史论的方向向文化性研究的方面拓展，大大开拓了印学研究的广阔空间。如“以印证史”：由于先秦历史文献的阙如，《图说》依靠已有的先秦玺印文字，推演出当时的社会生产现状和历史事实，以达到“以印补史”的目的。

    三是“正篆”性。我们知道，在现代篆刻和篆书创作中，存在“用篆和释篆”等问题。小篆有《说文解字》查考，在篆字上还比较好处理，但是对于大篆的“用篆”就没有这么方便。所以，创作大篆书法和先秦古玺印对当今书坛特别是年轻书家、篆刻家就比较麻烦，也出现过大量讹错。此事似小，其实很大。因为书法篆刻最具中国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最具中国性”的文化正一步步、慢慢地被消解或中断，这将是民族最根本的危机。如果说当今书坛在传统文化性上存在着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种“用篆”舛误、随意、缺少深厚古文字知识积淀的状况，就是这种缺失的具体体现。这部《图说》专著，在全面地介绍玺印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各个领域知识的同时，更对先秦玺印的出土情况、存在方式、印文考释、文字演变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从根本上解决了“印文”的用字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情形下，更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

    四是“二重证据法”。如果说以上“三性”是这部专著所特有的个性的话，那么，他的研究方法更具有现代性和科学性——他采用传统研究方法与“二重证据法”相结合的新尝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将玺印、封泥与古文献相对勘是古玺印研究的重要途径”、“玺印和文献资料、汉画像砖相印证，也是玺印断代的重要方法”。王国维先生在上世纪初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被现代学者充分肯定和广泛运用。我们知道，中国史学传统和西方史学有很大的不同，它神话色彩更少，中国的史学从主体上来看是一部“信史”，因此，传统学术研究多采用以史证史、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导致考古学极不发达，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直到殷商发掘才开始。所以，由地下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是传统方法论的突破。这部《图说》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近代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和最新学术成果，使这部专著在印学研究方面更具有方法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