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一些人物传记电影不要成为‘人民大会堂首映片’。”这是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心召开的“历史与艺术——人物传记片观摩研讨会”上，专家的呼吁。如果人物传记电影成为只在人民大会堂放映一次的作品，成为某些官员的政绩，那么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大家就近期出现的《孟二冬》、《潘作良》、《愚公移山》等优秀的人物传记片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在现在娱乐至上的时代里，电影里的“精神”，这样的创作值得总结。

    人物传记片是以塑造人物为主要目的的电影。原国家广电总局剧本策划规划中心主任张思涛认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人物传记片更多的是英模人物传记片，这一类型电影的发展、生产有自己的特点。近年来这类的影片每年有二三十部，在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他说：“这类电影在人物塑造上不能就事论事，只限于表扬好人好事，而是要用细节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塑造出活生生的多层面的人物来。”

    有中国特色的人物传记片过去多以表现领袖人物、战斗英雄居多，而近年来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到各行各业的人物，有法官、教师、记者、科学家、基层警察、信访干部、邮递员，并且突破了以往的禁忌：只能写去世的英模。因而这类电影的难度也由此而来。电影要以真实为基础，没有完整的戏剧结构，就很难设置冲突和悬念，要在平凡中见不平凡。于是真实与虚构又成为了此类创作中的一个难于平衡的关系。夏衍电影学会副会长高尔纯说，电影里人物做过的事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人物所处的环境不真实，也会使观众对人物整个行为产生怀疑。而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虚构，就没法把人物深层次的东西挖掘出来。北师大教授周星也谈到一些人物传记片在典型化的过程中，选取、凝缩、零碎拼贴，缺乏逻辑，给人以枯干感，不够圆润丰满，有为了事件而设计的痕迹。他说，也许电影中的许多细节都很好，但观众看的是整个电影，人物应在挑选的背景中鲜活起来，现在缺的恰恰是历史合理性，使得人物的行为十分突兀。

    对于受到专家们广泛好评的《愚公移山》，电影评论家王人殷评价道：“这部电影写了一个老工人李双良，但不仅写了一个模范人物，而且写出个人与工厂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通过闪回等，表达了老工人与国家生死与共的感情和感恩的情怀，代表了一大批解放后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们的情怀，历史的质感厚实。”

    电影理论家章柏青强调说：“这类电影是与艺术虚构相矛盾的，因此如果没有导演的艺术意识，是拍不好这类影片的。”高尔纯认为，此类影片要更重视结构艺术。因为这样的电影要表现的事情都比较散，没有巧妙的结构，很难把许多典型化的事件叙述得引人入胜。像描写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的《潘作良》，就吸取了类型片的手法，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突发事件，立刻就把观众卷进了一连串的事件中去。《愚公移山》采取采访式的形式，既把李双良这位治理钢渣山的老工人的材料集中展示，又能让他直面观众，与观众交谈。中国电影研究中心主任饶曙光则就此类影片的创作提出了几个支点。他说，首先在生活中要有闪光的发现，同时不能让真实的人和事束缚了创作者的想象力，尊重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寻找叙事的支点，抓住戏剧的核心冲突；而情感和精神的支点则是要将最动人的个性化的东西与国家民族联系到一起，并找到与电影观众的共鸣点。

    此类电影不少在类型化上下功夫，这是个可行的作法。但如何类型化？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提出，首先类型化不等于请几个港台演员出演，这类英模片要审美陌生化，中国很多演员是有潜力的，要用一些生脸孔来演。王人殷还提到描写战斗英雄的《我的左手》进行了青春偶像化的处理，但总体感觉还不够。她举了美国电影《翠湖春晓》为例，它是以音乐片的方式来拍约翰·施特劳斯，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