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席慕蓉的诗柔情似水，叩开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扉。但如果你只看到她温婉的一面，那只算是认识了半个席慕蓉。正如台湾作家萧萧的评价，“似水柔情，精金意志”，如果说似水柔情是席慕蓉作为女性涓涓细流般的真情流露，那么精金意志则是她血脉中蒙古文化的大河流淌。
近日，席慕蓉在北京签售了她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散文作品《追寻梦土》《蒙文课》，并在北京大学做了演讲，与大陆读者零距离接触，共谈文学创作与写作心得。怀乡是席慕蓉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从《七里香》到《追寻梦土》再到《蒙文课》，在20年的时间跨度中，她的作品也完成了从单纯思乡情感的抒发到对原乡文化探索的蜕变。
成长的焦虑：我是插枝而活的人
祖籍内蒙古，出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的席慕蓉在去蒙古高原之前，内心总有种欠缺感：“可能别人不在乎，可以到处为家，但我不行。我就是非常强烈地要找我自己的位置，想要知道我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席慕蓉住台南的一些朋友，像林怀民，一回到老家巷子里，人们就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但我没有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我是插枝而活的，没有故乡。我从小就有一种慌乱与不安定感。像林怀民他们邻居几代人都住一个地方，不会有这种焦虑。蒙古草原上长大的朋友也会很坦然地生活，同样不会有什么焦虑。”
父亲在世时常常会和席慕蓉说起老家的事情，比如一起在欧洲旅行，父亲会说不喜欢前面被挡住的风景。“他往往是不经意地说，没有解释。他觉得孩子不会懂的。”直到现在，席慕蓉依然觉得自己对父亲了解得太少了：“从见到老家到父亲过世，我有９年时间可以和父亲分享原乡的问题。父亲学识渊博，我觉得我问了所有我想问的。可是父亲一过世，我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了，就像父亲离开家后对家里是什么想法我再也不可能知道了。父亲离家时并不知道他永远不会回去了。”
从１９８９年到现在，席慕蓉每年都要到蒙古高原去上几次。20年的时间，席慕蓉对蒙古高原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我觉得刚见到高原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婴儿。我去找母亲的河，父亲的草原，那是一个婴儿的本能，我需要这个土地拥抱我。隔了几年，我忽然发现，除了我父亲的故乡和我母亲的故乡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好大的地方。一个蒙古高原大到无法想象的大，所以我开始往外走。”席慕蓉形容她对蒙古高原的认识像是从一个小学生到大学生，知识不断丰富，眼界不断开阔。而她的老师则是在蒙古高原上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她的族人。《追寻梦土》《蒙文课》正是席慕蓉交出的一份成绩单。“这两本书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体谅，我是一个迟到的旁听生。我的能力所及也就只有这样了。我的所有散文并不是要说话给人听，而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想法。我真的是想找到自己的位置，想知道我到底是谁。”
泰戈尔说过：你是谁啊，一百年后读我诗篇的人。席慕蓉在蒙古高原看曼德拉山、贺兰山岩画时，觉得这些岩画就是古老的诗篇：“这些岩画到现在还非常清楚、层次分明，好像刻完画的人刚走我就来了。我好像听到他们说，你是谁啊，一万年后读我诗篇的人。一万年前他们就在写诗给我们了。”蒙古高原上的追寻让席慕蓉找回了重新认识父母的文化脐带。“我没去蒙古高原前觉得欧洲蛮大的，风景好漂亮。但父亲说太闷，视线都被挡着了。我当时不理解。等我到了蒙古高原才感受到整个三百六十度全部没有遮掩一直望到地平线的感觉。但这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我第一次到蒙古高原就发现，有人远远地骑马过来，那人系着黄腰带，那种绸缎的光泽就像地毯上的一根针。我是近视眼，但在草原的绿地上，腰带那种针尖样的光芒都可以看见。父亲在其他地方再难找到蒙古高原那种没有遮挡的风景了。”
久居台湾的席慕蓉虽然已不适应蒙古高原冬天寒冷的气候，她已不可能在这里定居。但她确实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安定感或者说自己的位置：“在蒙古高原的森林里迷路了，车窗外全是黑漆漆的松林，但很奇怪我不害怕。在陌生地方，比如欧洲，我会害怕。”
文化的焦虑：很多人对蒙古缺乏了解
席慕蓉的蒙古名字是穆伦，即大江河的意思。当有人问席慕蓉，你的家乡在蒙古大草原，为什么名字的意思却是大江河时，席慕蓉急了，有些无奈地苦笑着说：“草原也有大江大河你不知道吗？那里不仅有草原，还有森林、戈壁、湖泊、终年不化的冰川……我好急哦，但我一点都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们的教育里边少了什么，让人们对草原文化缺乏了解。其实怎么会没必要知道呢？当风沙越吹越近，最后你就不得不去了解她了。”
如果说原乡的写作让席慕蓉从小不安稳的心找到了一个安放的位置，那么对蒙古文化发展的思考则让她又进入了另一种焦虑之中：看到露天煤矿的开采使草原千疮百孔时席慕蓉焦虑；看到蒙古传统日益消失，许多人对阿尔泰语系文化一无所知时，席慕蓉焦虑……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特色传统活动，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举行，以锡林郭勒盟的那达慕最具代表性，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2006年席慕蓉在台湾看到电视上播放锡林郭勒盟举行那达慕盛会，结果却发现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有不少别的地方来的游艺团体，敲锣打鼓，跳着跟蒙古文化完全不相关的舞蹈，她很惊奇：“这怎么可以叫那达慕呢？那达慕在蒙古文化中是一个同乐会，但这个同乐会有它的仪式、规则、固定的活动，比如射箭、赛马、摔跤，所有的规矩都有久远的传统。但是因为当地移民越来越多以后，汉族的朋友看到后喜欢也加入了进来，还邀请马戏团、杂耍团来。但这还叫那达慕吗？大家一起同乐，你可以说它是同乐会，但不能说它是那达慕。这样下去，再过两三代后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是真正游牧文化中的那达慕了。我心里难过。有人说传统中应该融入新事物。但看看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后很西化了，但他们的节庆、仪式、建筑等，很多方面从唐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我认为有些文化要融合，有些则需要保持古风。我们并不是敌人，没有恶意，但毁了原来文化中的所有的仪式，就容易丢了和祖先的联系。当人类文化只剩下一个面貌的时候，文化就死亡了。这也正是我的担心、我的害怕。”
对于席慕蓉来说，散文和诗歌的最大区别在于，散文是她可以主导的，诗歌则是主动找上门的。大陆读者对席慕蓉的诗作《一棵开花的树》都非常熟悉。席慕蓉说：“这首诗我真的是写给一棵开花的树的。5月份坐着火车，走在台湾山村的铁路上，出了山洞后回头一看，山上有棵大油桐树，开满了一树的白花，伞那样大的一棵，没有别的东西遮挡。我惊奇坏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叫的时候，火车一转弯它就又不见了。当时就觉得一棵树开在那里等你看。这是写《一棵开花的树》最早的触动。诗歌是我生命现场的触动。”回到蒙古高原后席慕蓉也写了诗，但更多的是写散文：“散文是我可以主导的，诗却不能。我对蒙古文化有焦虑感，不写觉得不应该。对诗歌没有这种焦虑。”
虽然现在席慕蓉写的诗歌少了，但６６岁的她依然保有少女的情怀和对生命的热情。当有人问她如何做到这点时，席慕蓉说：“求知欲与专注让我往前走。这个世界上有我喜欢的事情，一直做下去不后悔，人就不容易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