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部书、论俱佳的重要作品。就书法而言，它是唐代今草的代表作之一。一卷《书谱》写得劲健洒脱，颇具晋人神韵，最能体现王羲之的书法样貌，为后人提供了一本标准规范的今草字帖，也成为后人学习王羲之草书的入门法帖之一。就理论而言，它是中国书论史上第一篇最为全面系统而又见解精辟的书法论著，可以说文中已将书法各个方面的重要理论“推阐几尽”，为后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堪称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书论。

    《书谱》作者孙过庭，字虔礼，初唐人，与著名诗人陈子昂同时代，二人结为好友。陈子昂著有《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祭率府孙录事文》。由于孙过庭出身寒微，未曾入仕，直至四十岁才被李孝逸发现，荐于武则天，偶然得禄，旋遭奸谗，终生只做过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史书上没有留下关于他的些许记载，书法史上也未曾有过他的生卒年月，这不得不令人唏嘘遗憾。

    孙过庭的《书谱》虽在唐代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随着时代的演进，这部著作越来越受到尊崇，它的历史价值也愈加显得弥足珍贵。经当代书法理论家朱关田、韩玉涛两位先生考据，得出了孙氏的生卒年为：孙过庭生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卒于武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 享年43岁。他的传世帖迹主要有《书谱》、《景福殿赋》和《千字文》等，三帖各有异趣，其中尤以晚年率意淋漓书写的《书谱》最为后人所推崇。

    《书谱》墨迹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手卷、纸质，全文3728字。墨迹本有断缺，现存3614字。从总体看，《书谱》迥异于初唐书家们谨小慎微、精于构画的“规矩”与刻板， 深得王羲之书法妍美之旨，用笔“破而完，纷而治”，在法度中求变化，于沉实中见飘逸，显示出酣畅生动的意趣。可以说《书谱》是孙过庭心手双畅的经典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说，孙过庭精妙的用笔并不逊避“二王”。他运笔不但清晰有矩、点画有质、笔笔灵动，转折盘带之间更加轻巧而精微，而且起笔犀利，行笔果断流畅，尖锋、偏锋也各尽其妙，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在章法的处理上，《书谱》亦有其独到之处。即缩小行间距、增大字间距，增强了章法的张力，每一笔画、每一字形皆为整个章法的一个部分，使整幅作品浑然一体。这无疑是孙过庭草书在章法上的一大特点，同时也为后人研究章法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格局。其后张旭、怀素的狂草缠绕而形成的时空交错式的章法，也许即得益于此。其用笔的丰富多变，提按的清晰有矩，线条的离合自然，更是妙不可言，真正诠释了孙过庭所论述的“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的艺术主张。

    从内容上看，《书谱》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书法要有正确的态度  孙过庭从反面批评了错误的态度：“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他指明正确的学习态度是：“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断可明焉。”

    2.正确的学习方法  孙过庭认为书法学习要经历两个阶段，即入帖和出帖。他主张初学书法的人要“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意思是要用心观察，贵在入帖。历代有成就的书家无一不是从临摹古人入手的，这也是书法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孙氏进一步指出：如果能做到“心不厌精，手不忘熟，意在笔先”的程度，能做到“食古而化，入古出新”，写出自己的风貌来，自然会进入到“翰逸神飞”的出帖境界了。

    3.关于书法技法及不同年龄的优势 《书谱》中提出的“执”、“使”、“转”、“用”等用笔方法，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执”是执笔之法，写大字，执笔要高，即深；写小字，执笔要低，即浅。年龄经验不同，执笔也有区别，年龄大、经验多者，执笔就高（深），年龄小初学者，执笔就低（浅）。年长者理解力强，也就是所谓的“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年少者模仿力强，临摹准确，即“学成规矩，老不如少”。

    4.书法学习的规律性  孙过庭总结了书法学习的三个阶段，即“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可以说，这是孙过庭关于书法学习的规律性总结，也是 《书谱》最为言简意赅的经典处之一，这不仅仅是书法创作经验的总结，抑或是人生经验的总结，悉心品读，颇具哲理性。

    5.书法创作的“五乖五合”  孙过庭认为书法创作时，即使是“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背离）则凋疏”，他强调书法创作要符合创作条件，具体的“五合”是指：“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五乖”则是：“心遽（仓促）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所谓乖合，名为五，实为三：即时、器、志，也可以理解为良好的创作同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孙氏概括为：“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时”与“器”均为客观条件，唯有“志”是主观条件，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由此，我们不难从《书谱》品味出孙过庭书学理论中蕴含着的哲学思想。

    6.各种书体的特点和功能  孙氏认为，各种书体各有奇妙，各尽其能。例如“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他认为真书与草书的本质区别在于“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这是孙氏的精辟之见，指出了真书、草书的用笔结体特征及其自由性与规范性。另外，《书谱》中“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便”的高度概括，也充分体现出孙氏谙熟各种书体的特性与功能，言简意赅地总结与阐明论点，而非有些古代书论中虚无缥缈式的泛泛而谈，使学习者颇感玄奥，却得不到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所以说，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看，《书谱》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对后人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是对学书者颇具指导意义的范本。

    7.书法的美学特征  孙氏在《书谱》中明确阐释了他的书法美学观点，即“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他提出了“凛、温、鼓、和”四美的标准，并强调“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实际是主张骨力（笔力）与妍美的统一，骨力是书法的精神，是第一要素。

    综上所述，正是缘于《书谱》在各个方面的几近完美，使其成为千古不朽的经典范本。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书谱”热，在全国性“中青展”中“书谱风格”的作品屡屡获奖，这一书法现象即充分体现出孙过庭及其《书谱》的深远影响。与轰轰烈烈的“书谱创作热”相比，人们对于《书谱》的理论研究及重视程度还嫌不足。其实广而论之，我们对于书法理论的研究一向是滞后于书法创作的。在时隔1300多年之后，我们也无须再强调《书谱》在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重要贡献了。研读《书谱》，无不感受到其文辞的优美与深奥，可以说它是与孙过庭博大精深的书论思想相映生辉的。当然，如若缺乏良好的古文修养、书法知识以及创作感悟的话，亦是很难真正理解和体味其中的奥妙的，这恐怕也是研究《书谱》的理论者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要强调的是，再读《书谱》时，相关的释文注解还是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的，例如：

    1.“■其根源，析其枝派”的“穷”字；

    2.“纵未■其众术，断可极于所诣矣”的“穷”字。

    目前所见到的国内多家版本，包括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唐孙过庭书谱墨迹》、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书谱译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书谱解说》等释文中，均把“穷”字释为“窥”字。经过再三推敲，以为确实有误，根据有二：

    一是从内容上看，释为“穷”更符合文义，“极尽”之意。上述两句应释为：1. 尽透地探究它（书法）的根源，分析它的流派。

    2．纵使还未能掌握各家的奥妙，也必然可以达到他所能达到的程度了。

    二是从文字上看，孙过庭《书谱》墨迹  ■就是“穷”字的草书字体，穷（窮），《说文》作■，《居延汉简》作■，皇象作■，李怀琳作■，赵构作■。明代宋克所书《书谱》中对这两个“穷”字，一作章草■，一作行楷■。另外，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窥井之谈，已闻其丑”，其中的“窥”字，孙氏写作■。因此，■为“穷”字，便可断定无疑了。另外，《书谱》中“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四句，悉心读来，文义难通，如若调整语序，即为“草不兼真，殊非翰札；真不通草，殆于专谨”，这样文义通畅，似乎更符合《书谱》之旨，也许因孙氏行文时的笔误，未能及时订正所致，后人难以断定。希望与关注《书谱》的同仁共同商榷，以便更为准确地领悟和诠释孙氏这部博大精深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孙过庭的书学思想完备而精深，相关理论“推阐几尽”，在1300多年以前能达到如此的高度，确实令后人尊崇和敬佩。一部《书谱》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与创作的营养之源。每每读来，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