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电影理论要有效引领创作
http://www.cflac.org.cn    2009-05-19    作者:吴月玲    来源:中国艺术报

    在当前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评论多元化的环境下,电影理论评论如何更为有效地引领创作,这是中国影协与江苏省文联举行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的主旨。学者专家们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理论成就进行了总结,然而面对新的情况,中国未来的电影理论评论将如何进行,专家们的发言各抒己见,颇有新意。

    从80年代再出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西方理论著作被介绍进中国。中国电影理论研究者广泛地吸收了纪实美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在原有的中国传统电影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由此带来的《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与戏剧离婚”等有关电影本体的观点,是否还适应当下的创作?对此,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提出,我们要从80年代再出发。他认为,“文革”使我国与西方的联系中断,致使“文革”后,翻译家们成为理论的导师,然而他们翻译的著作却与世界理论发展存在错位。在意大利已经开始反思新浪潮电影时,我们却把新浪潮当成现代化的目标建立起来。此时,学者又一次扮演文化精英的角色,致使大众在电影文化中缺位。他提出让电影理论回到电影,不要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在数字电影出现之时,中国电影理论界要抓住这次可以赶超世界的机会,研究探索数字电影时代的美学等理论。而中国传媒大学赵宁宇所说的则更为尖锐。他说,也许《丢掉戏剧的拐杖》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放到如今,却句句都是错误的。没有表演的表演、无痕迹表演,这些理论是对表演的误读。三大表演理论体系不能完全独立开来看待。斯氏体系中并不是没有表现的成分。而戏剧表演理论也能培养出优秀的电影演员,他认为近年来支撑了中国电影的一流演员几乎都来自于舞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也提到了理论创新问题。他说,电影理论创新并没有一定之规。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破除成见和偏见。千万不要以为,重视实践就不会保持理论的纯粹性、深刻性和前瞻性。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研究的实践性非常之强,但是其观点达到了相当超前的程度。电影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密切相关。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我们不妨有一个大胆的甚至有点儿惊人的设想。即,不管研究电影使用什么方法,但研究的结果却形成一种被称之为“电影学”的方法论。就像历史上的几何学、物理学、语言学和生物学的方法论一样,黑格尔用的是几何学的方法,培根用的是物理学的方法,等等。如果我们对电影的研究卓有建树,也许以后大家都用电影学的方法论。

    电影评论的多元化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影评,甚至不少受过专业教育的职业影评人在网络上崛起,他们成为一些观众观看电影的指引。然而,网络的喧嚣是否能代替传统的评论?专家们对此进行了分析。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从电影史的角度说,80年代的史学意识给这一时期的电影批评带来自由反思与探索精神;贯彻一种画史思维,反对去下定义;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认真严谨,有理性和分寸感。当电影批评沦入非学术、无序化或市场化的境地时,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意识、职业伦理的黯然缺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电影批评的发展需要史学话语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介入与浸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慰川列举了当代台湾的电影评论在大众与专业之间转移的事例,他说,1995年之后,台湾的大众报纸的副刊大多转向娱乐性的影视新闻报道,严肃的电影评论的话语空间丧失殆尽;专业期刊、书籍和《台湾电影年鉴》成为电影评论及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但台湾的电影评论和理论研究却进入了一个冷静地从事深耕细作并且硕果累累的时期。这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肩上的责任。

    中国电影批评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状态。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认为,电影文化批评开阔了批评的视野,客观上顺应了电影由艺术向文化的转向,由艺术批评、形式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也是一种时代趋势。文化批评的方法更加符合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与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向,商业化逻辑的进一步强化是合拍的。随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深入,电影文化批评依然具有生命力。当然,应该是开放的电影文化批评。电影文化批评还有可能把产业批评、文化创意批评等,纳入自己的批评视域。

    电影研究应符合国情

    电影研究日益多元化,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影研究正在展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说,当前电影理论需要面对变化着的中国电影实际状况而调整研究范式。在导演理论研究方面,单单从导演艺术或导演技巧去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了。中国内地导演求取成功所必需的诸种战术归纳起来,至少包含三方面内涵:电影美学、电影经济学、电影政治学。导演首先必须懂得电影是一门艺术,需要电影美学功力,赢得电影艺术专家的首肯;导演还需深谙基本的生存法则——电影是一门赖于票房回报的商业;电影在我国国家文化体制中具有一种独特地位和角色——它是弘扬政府推行的核心价值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和谐的重要手段。正像导演要在当今电影产业化时代必须通三学一样,电影理论与批评也需要通三学乃至通诸学,也就是注意动用多学科或跨学科手段去把握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