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诗人说，5·12大地震中诗歌行动的规模和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实际上，不仅仅是诗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创痛及从创痛中抗争自救所导致的情感暴发，或许也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民性文艺行动。审视这场仍在继续走向深入的文艺行动，我们对文艺之最本初却又是最高的功能与价值——安抚心灵、尊重并改善生命，就多了一层刻骨铭心的理解。

    在这场灾难中，受创的不仅仅是灾区民众，我们所有国人的心灵都遭受巨大创伤。我们所受之伤、之痛、之悲，动于中而发于外，形之为文艺。所以在灾难发生时，一场自发的全民诗歌行动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写诗的不会写诗的，都把情感形诸于诗。其他文艺形式也是这样。文艺家们在直接进行物质救助的同时，也在第一时间进行着心灵救助和精神重建。

    在这里，不管是表达哀思之篇章还是鼓舞人心之力作，都自然凸显着文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疏导惊恐，宽解悲痛，为各种情绪激流寻找一条疏泄的渠道，修补受伤的心灵并为之提供一个可以重新栖居的家园。这些艺术作品或粗疏或精致地记录着我们的受难与疼痛，诉说着我们的抗争与奋斗，传递着生命的韧性与进取，让活着的心灵在痛感中重新思考和认识自我、人生、社会，从而更加尊重生命、珍惜生活。这场大规模文艺行动并不是因为某种先在的艺术理念或者其他主张，也不是针对某种市场或某个集团的需要，仅仅是因为生命的毁灭与涅槃，因为所有受伤心灵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发性的、非功利的文艺行为。因此可以说，这次地震灾难中，不管是普通民众自发的文艺行为，还是职业艺术家主动的作为，或者文艺机构有组织性的行为，都是人心良善之自然涌现，都是对艺术神圣使命的自然践行。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造就生活。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一年来的文艺行动对于灾区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的重建，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也许，这一场行动中的许多艺术作品脱离了当前境况后将“速朽”，不会在艺术史上留下只言片语，但因为其原初的愿望和完成的使命，它们其实已经永恒。一个民族的受难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新生史，这场受难，也将成为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生长点，成为我们用文艺去认识生命、激励心灵永远的母题。当我们的感情深沉下来时，继续进行一种深邃的感情和思想的沉淀与掘进，进而创造出更有效记录与表达这次灾难中涌现的人性之善与民族精神之宽博的艺术精品，让其能为我们民族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建设永续利用，也是文艺界当仁不让的使命所在。

    人创造文艺，文艺反过来既改造生命个体，也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灾区文艺界也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化人、文化化物的作用，义不容辞地在重建物质家园的同时，进行着精神文化家园的重建。而且这一场文化重建，迥异于以前的大一统文化建设模式，强调尊重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资源，对地震遗址的认识及文化性开发，其速度也是空前的。这是对文化功能认识的深化，必将为灾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多重启示。精神文化的重建既可因产业化发展而成为地方经济一个新的着力点，也能成教化、助人伦、移风俗，延续和重建一个地方的文化风俗，对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产生强大整合作用。一个有着成型的文化风俗的社会，才会是一个生命力坚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