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北平外围解放，我到石景山参加接管工作；1949年初，北平城里解放，我随部队进城。那一年我有幸成为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因为当时只有25岁，还很年轻，所以对会议的全貌并不很清楚。当时我还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和中国青年代表团。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期间，由团中央组织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我是代表团团员之一，所以第一次文代会没能全部参加，但有些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

    在第一次文代会正式开始前，青年代表团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突然接到周扬同志的通知，要我和青年代表团里的诗人阮章竞等到北京饭店的一个小会议室去。到了后我才知道，因为要开第一次文代会了，周恩来同志准备接见几位解放区和国统区来的作家，但因为时间很短，其他几位作家我已经记不清了。周恩来同志进来以后，跟大家打过招呼，又和我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不是已经到青年团那边去了吗？”我说：“我还在华北联大，做团的工作。”周恩来同志说：“那很好啊。”我当时心里想，在延安鲁艺时我虽然听周恩来同志讲过话，但他并不认识我，后来搞秧歌运动、创作了《白毛女》之后，周恩来同志可能记住了我的名字，但没料到若干年后他居然知道我到了青年团。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他脑子里记的人真多，有超常的记忆力。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我参加了开幕式。会议期间，我亲眼目睹毛主席到场、周恩来同志做报告、周扬同志讲话，内心非常激动。毛主席的讲话很简短，却让艺术家们，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来的文艺界代表，鼓掌欢呼，由衷地激动。周恩来同志的报告给我印象很深，尤其是其中有一段，他说：“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他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看作人民艺术家。在新中国，艺术家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会上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感觉到我们文艺力量的强大。我有幸聆听了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讲话。那时候在解放区的人，对郭沫若、茅盾等非常崇敬。延安整风时期，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我们的整风文献。我们在鲁艺的时候还学习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所以我们对他很崇拜。茅盾去过延安，在鲁艺给我们讲过《中国市民文学史》的课，他的作品在延安也有很多人读过。所以郭沫若、茅盾在我们心中都有很高的位置。那个时候在作家之中，我很崇敬的还有艾青、赵树理、柳青等，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我都见到了他们。另外，解放区许多优秀的文艺家，像鲁艺的院长周扬同志，鲁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在那个时候就感觉革命文艺队伍很强大，有杰出的人才。作为他们的学生，我感到很自豪。这些革命文学前辈的功绩，一直对我们都是一种鼓舞。60年过去了，经过各种思潮的激荡再来看革命文艺的前辈们，我觉得他们并非没有局限性，但至少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文艺成就还是不可动摇的，他们的传统应该传下去。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对中国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经过第一次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大家欢欣鼓舞，我也感觉到能作为代表参加这个会很光荣。

    后来各个协会分别开会讨论，我没有参加具体哪个文艺家协会的会议。但我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的理事。后来我还在中国剧协工作了好几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给我的印象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眼看着新中国就要成立，胜利在望，作为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文艺工作者，能参与这次会议，有了这样的成果，感觉很骄傲。第一次文代会也是一次会师的大会，走向新的胜利的大会，为我们的历史、文艺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取得了共识，不管文艺思想有着怎样的差异，但在大的政治方向、文艺方针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从五四以来鲁迅精神的发展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取得了共识。在此后的文艺发展中，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精神还是继承和发展下来了。60年来，党的文艺方针不管做了多少调整，但总的依据还是在这里。

    （本报记者金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