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１日下午四五点时，徐小斌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又住院了，在同仁医院。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去看望林老。过了一会儿，小斌又打来电话，说林老已经走了。
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再也不能和林老说话了。
我马上打电话把不好的消息告诉刘恒。刘恒说，他和李青昨天刚去医院看过林老，林老当时还坐在病床上跟他说话。林老头脑清楚，还跟他说笑话，说他头发少了，作品多了。
然而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再也听不到林老的声音了。我们早一天去看望林老就好了。
清明节前夕，我和妻子回老家为母亲扫墓。路经开封和朋友们聚会时，我看见了一种造型别致的陶制酒瓶，马上想到了林老。我说：这个酒瓶我要带回北京，送给林斤澜。林斤澜喜欢收藏酒瓶。妻子把易碎的酒瓶用软衣服包紧，完好地带回了北京。林老爱酒，也爱酒瓶。林老不能喝酒了，还有什么比送给林老新奇的酒瓶更让他高兴呢！
我不记得给林老送去多少个酒瓶了。２００８年８月底，我从内蒙古回京，给林老捎回一个外面缝有羊皮的酒瓶，酒瓶里还装着满满一瓶马奶酒。８月３０日下午，我去给林老送酒瓶时，约了章德宁和徐小斌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对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酒瓶很欣赏，当时就把酒瓶摆放在专门展览酒瓶的多宝槅上。那时，林老刚刚出院。我问他还写东西吗？他说想写，写不成了。精力集中不起来了，刚集中一点，很快就散了。他说他现在只能看点书，看的是关于他家乡的书。不然的话，到死都不知道老家是怎么回事。我们请林老到附近的饭馆小坐。我们点了啤酒。但林老一点儿都不兴奋，像是有些走神儿。小斌说：林老，您怎么不说话呀？林老笑了笑，说出的话让我们吃惊不小。林老说：“我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天飘着雨丝，我们三个送林老回去。他有些气喘，脚下不是很稳。看着林老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让人很不放心。
我认识林老有二十多年了，他是先看到我的小说，后看到我。１９８５年９月，我在《北京文学》发了一篇短篇小说《走窑汉》。林老看到后，认为不错，就推荐给汪曾祺看。随后，林老把我介绍给汪老，说：这就是刘庆邦。汪老看着我，好像一时想不起刘庆邦是谁。林老说：《走窑汉》。汪老说：你说《走窑汉》，我知道。汪老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上午，当时任《北京文学》主编的林老，把我约到编辑部，具体指导我修改短篇小说《玉字》。他认为那篇小说写得过程太多，力量平摊了。他给我举例，说比如去颐和园玩，只站两三个地方就把整个颐和园都看了，不能让人家每个地方都站。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说那里不充分，分量不够，“动刀子动不起来”，还需要设计新的场面，设置较大的动作，增加生色的细节。他给我讲《红楼梦》里的尤三姐与贾珍、贾琏喝酒的那一场细节，哈，那是何等精彩！他曾说起和汪曾祺一起向沈从文请教写小说的事。当时沈从文一再说，贴着人物写。他要求我也要贴着人物写。林老差不多跟我谈了一上午，最后他明确地对我说：“你要接二连三地给我们写稿子，我们接二连三地给你发，双方配合好，合作好。”我听林老的话，果然接二连三地给《北京文学》写起小说来。这么多年来，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５部中篇小说和２６篇短篇小说。
后来林老不做主编了，仍继续关注着我的创作。１９９７年１月，我在《北京文学》发了短篇小说《鞋》，林老逐段逐句写了点评，随后发在《北京文学》上。２００１年７月，章德宁约我给《北京文学》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后面配发的短评就是林老写的。短评的题目是《吹响自己的唢呐》。在那篇短评里，林老说“庆邦现在是珍稀动物”。还说我是“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
在创作道路上，得到林老的器重和提携，是我的福分。能在创作上走到这一步，林老对我是有恩的。
在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一个我的作品研讨会上，林老说：“我羡慕庆邦，他的读者那么多。我的读者不多，我的小说好多人说看不懂。”我想，我的小说哪敢与林老的小说相提并论呢！如果说我的小说读者稍多一些，只能说明我的小说通俗一些，浅显一些。而林老的小说属于高端产品，读得懂的人当然会少一些。别说粗浅如我辈，就连学问很大的汪曾祺在读林老的关于矮凳桥的小说时，也说：“我觉得不大看得明白，也没有读出好来。”“我下决心，推开别的事，集中精力读斤澜的小说。”“读到第四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而且也读出好来了。”汪老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老对小说语言已经够讲究了，可在我看来，与汪老相比，林老的语言更为讲究。或者说，林老的语言不止是讲究，简直是深究。在林老眼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口井，他朝井底深掘，要掘出水来。在林老眼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棵树，他浇树浇根，不仅要让树长出叶来，还要让树开出花来，结出果来。林老跟我讲过他和汪老的“一字之争”。汪老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开会就是吃饭”。林老建议，应该改成“开会就是会餐”。他觉得有意味的是那个“会”字。汪老不愿意改，他对林老说：“要是改了，就是你的语言，不是我的语言了。”汪老对林老关于小说语言的评价是：“林斤澜把小说语言的作用提到很多人所未意识到的高度。”
更让人敬重的是林老的文学立场和创作态度。林老有着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贵的灵魂。林老跟我们说过，作为一个作家，一生一定要有一个下限，这个下限就是独立思考。没了下限就没了自己。林老还说，在现实生活中你要和现实对抗，绝对对抗不过，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但在创作中，我们可以和现实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可以不认同现实。林老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出来。林老的小说读多了，我仿佛看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朝已经很远的来路回望着，嘴里像是说着什么。他表情平静，声音也不大，一开始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仔细听了听，原来他说的是不，不！我又仿佛看到一棵树，一棵松树或一棵柏树，风来了，雨来了，树就那么站着，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持久的耐力，在默默扩大着自己的年轮。霜来了，冰来了，树仍没有挪地方，还在那里站着。树阅尽了人间风景，也把自己站成了独特的风景。
林老的幽默也让人难忘。林老还在西便门住时，有一次我和刘恒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家的墙上挂着一幅用麻编织的猫头鹰，上面落有一些灰。刘恒指着猫头鹰说：“这只猫头鹰……”刘恒的话还没说完，林老就说：“猫头鹰都长毛儿了。”有一年我们一块儿去云南，赵大年老师花５０块钱买了四只“康熙碗”。赵老师把碗摞在一起，用一块手绢兜上，拿到林老面前显摆。林老只是笑了笑，并未指出他买的碗是假货。过了一会儿，林老在去东巴的路上看见一摊新鲜的牛粪，用手一指，说快看，康熙年间的！没错儿，牛粪肯定在康熙年间就有了。联想到赵老师的一摞沉甸甸的“康熙碗”，我们都禁不住乐了。还有一次，我们和林老一块儿去越南游览。在河内的一个湖边休息时，几个越南小子凑过来，要给我们擦皮鞋。他们纠缠林老时，林老一言不发，只用眼睛盯着他们，把他们盯退了。而我没挡住纠缠，答应让其中一个小子擦鞋。说好的擦一双皮鞋两块钱，那小子把我的皮鞋拿到手后，改口要二十块钱。我说不擦了，那小子拿着我的皮鞋就跑。没办法，我只好掏出二十块钱，把皮鞋换回来。后来，林老在北京看见我，拿我让越南小子擦皮鞋的事开玩笑，说哟嗬，庆邦的皮鞋够亮的。
林老的女儿林布谷说，林老最后是笑着走的，临终前对她微笑了五六次。我想，林老的笑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这是由他的内在品格决定的，他已经修炼到了这种境界。在内在的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莫过愉悦健全的精神和高贵的灵魂。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些幸福的丧失所生的缺憾。林老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