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仔细听《女人是老虎》这样的歌曲，有很强的河南音乐的元素在其中，但加以改编之后又能朗朗上口；我这次的创作也将会以豫东音乐为基础，曲子如果写得太‘全国化’就没有特色了。”在中国音协等单位近日组织的词曲作家开封采风活动中，广州军区政治部作曲家雷远生谈到的创作思路，涉及到歌曲创作对地方音乐应当如何改编、如何运用的问题，引起众多歌曲作者的探讨。华夏大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文化多姿多彩，使得民族民间音乐浩如烟海，音调五光十色，这些都可以成为歌曲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运用地方音乐素材进行创作，也因此成为歌曲作者常用的方法——关键是，我们要怎样“改变”它们？

    “利用民间音乐、戏曲的元素和风格进行再创作，是20世纪以来我国词曲作者的重要创作方法之一。比如延安时期的《拥护八路军》、《东方红》，直接利用陕北民歌填词来完成；贺绿汀的《天涯歌女》、《四季歌》在保持苏南民歌音调的基础上变换了节拍、调整了速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王洛宾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都有浓浓的西北音乐的曲调元素，一样能脍炙人口。”解放军总政歌舞团作曲家刘青认为，将民间文化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之中，不断传承，可以帮助当代音乐人找到希望，找到灵感。湖北省音协副主席方石说，早期音乐人对民间曲调，大都采用改编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歌曲创作，现在我们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则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借鉴民间音乐、将多重音调进行重组、采用西洋歌曲中旋律完全重复的手法组织结构，或者将不同民族、地区的民间音调杂糅在一起，都能给听众以耳目一新之感。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徐沛东指出，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词曲作家，面对采用民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进行创作的机会时，通常都会经受语言、词曲旋律的搭配上的挑战。他提出，对民间音乐可以“广采博取”——将不同地区的音乐元素并置、融合在一起，能够给自己的作品注入更为新鲜的活力。

    为什么《信天游》这样富有地域特征的歌曲能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火遍大江南北？除却一改西北民歌悠长自由的曲调，歌曲中的寻根意识和对自我价值的宣泄，都暗合了当时激越、跳动的时代脉搏——脱胎于民间音乐、反映特定地区的歌曲，能否流传广泛，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受众的心理需要和审美要求。而这一点，也是很多词曲创作者在面对丰富多彩的地域音乐时，心中所“顾虑”的一点。广西文联党组书记、音协主席傅磬说，以地方特色为主要元素而创作的歌曲，如何推广到全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写得太典型，就没有传唱的可能性了。太原生态的旋律、太明确的歌词指向，推广起来将会困难重重。傅磬所说的受众问题，在福建省音协副主席魏德泮那里，也变成了一个创作上的矛盾：“针对特定地区的歌词创作，提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多了，会在当地引起共鸣，但传唱的力度就有可能减弱；但如果少了地区特色，这首歌又有可能泯然众人。这类创作一定会涉及到当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建国后的宏伟建设蓝图这两方面，但怎样从这两方面入手挖掘到人的精神面貌，是比写不写当地风景名胜、历史名人更为关键的问题。”

    针对一些音乐家提出的地方特色与受众缺位的“尴尬”，刘青表示，当代社会听众欣赏水平提高、文化分流、宣传力度分散，都有可能导致歌曲的传唱乏力。相比这些因素，怎样创作出优美动听的旋律，再配上富有个性的歌词，是音乐工作者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雷远生说，中国民间音乐是一座巨大的素材库，不好好利用它，是音乐人的损失；而利用的关键则是怎样提炼它，使之流行化、通俗化，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和欣赏。徐沛东认为，音乐创作是一种意境的描述，有可能音乐家在取材过程中看到的一件小事、一个小景，甚至在当代音乐中听到的一小段旋律，都能启发无限的灵感。创作出好作品的关键不是利用了多少民间音乐，而是面对民间音乐传统时所葆有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像以地方风物、民间音乐为根基创作的优秀作品，如《太阳岛》、《大地飞歌》等，都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又与地方特色有着似与不似、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才得以成功；新歌的创作也可以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傅磬的话让人想起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所说，“创造音乐的是人民，我们音乐家不过是把它改变一下而已。”——重点是怎样“改变”，处理好这其中的“微妙关系”，值得当代音乐工作者多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