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学普及运动持续升温，各种各样的打着国学品牌的普及读物蜂拥上市，极大地丰富了国学普及读物的品种和数量，满足了市场需求，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国学学术研究从象牙塔走向了民间，对于实现传统文化精华的当代价值转化，实现其人文教化功能，重构新的道德、文化体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这场国学普及读物的出版大战中，也出现了极大的负面问题

对国学读物出版的冷观察与热思考

    全民国学普及时代的产物

    国学，从广义来说是伴随着西学东渐与文化转型，相对于“西学”而形成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学问。

    国学在２０世纪经历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在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冲击后，一度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面临断裂、消失的危险。面对国人意识形态的困顿、精神层面的危机及越来越多的严重社会问题，在多年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否定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从而开始反求诸己；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力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成为全球化态势下多元文化生态中的一元，成为世界各国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思想借鉴及文化参照。这就使得国学的回归成为一种必然。国学文化的主要载体——图书，也必然作为国学文化的承载体和加速器，伴随国学的持续升温而“热”起来。

    当今国学出版热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海外现当代新儒学代表学者与内地学者相互呼应，在思想理论界掀起新儒学复兴之浪潮。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把“新儒学思潮研究”列为国家重点课题，１９９２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重推出了“现代新儒学丛书”，出版界在陆续出版了熊十力、梁漱溟、马一学、杜维明、成中英等现代新儒学复兴运动代表学者的论著后，又推出裘锡圭、陈来、申小龙等学术新锐的著作，形成了出版国学研究成果的热潮。２1世纪初，这场思想理论界的国学研究热向民间发展，加之有政府鲜明的导向，于是，潜藏于民间的由于多年传统文化断裂而形成的巨大需求喷涌而出，形成了国学普及读物应运而生的深厚土壤。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过央视《百家讲坛》这一文化现象，出版界获得了灵感——媒体宣传与名人效应成为了出版业市场传导的重要的动力，中华书局策划的以《百家讲坛》上学者讲国学经典、谈心得讲稿为蓝本的国学普及读物一举造就了出版史上的一个销售神话——《于丹〈论语心得〉》首印６０万册，不到３个月发行量超过２００多万册。这种媒体、学者、受众的互动所形成的效应，造成了一种新的出版文化现象。于丹的书一路畅销，使国学普及读物第一次登上了全国畅销书的榜首，从而迎来了全民国学普及运动的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国学普及读物自然成了大大小小的出版社的首先选择。

    积极作用及负面问题

    《于丹〈论语心得〉》畅销至今销量达４００万册，易中天的《品三国》（上）的版权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５００万元、首印５５万册夺得，至今销量达２００万册，这种现象引起了质疑“学术明星”将经典通俗化乃至误读的批判浪潮，但是国学热热度未因此而减弱。随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一样在网上热销，此书并没有将经典“通俗化”，但同样荣登了网上书店畅销书榜。从而可见民间的国学热的确是发自民心对国学文化人文精神的渴求，并非单纯来自媒体炒作驱动。

    这样巨大的市场，必然激发出版业的出书热情。随着国学普及运动持续升温，各种各样的打着国学品牌的普及读物蜂拥上市，极大地丰富了国学普及读物的品种和数量，满足了市场需求，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国学学术研究从象牙塔走向了民间，对于实现传统文化精华的当代价值转化，实现其人文教化功能，重构新的道德、文化体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这场国学普及读物的出版大战中，也出现了极大的负面问题。

    一是一些出版社出于趋利目的，无序竞争，盲目跟风，使得大量质量低下的国学普及读物充斥市场，降低了消费者对出版社的信任感。由于大量图书换汤不换药、大同小异、出错率居高不下，消费者购书热情受到了伤害，以至一些消费者购书越来越少。

    二是国学普及读物无序竞争、盲目跟风出版，造成图书质量下降，也带来了国学普及读物解说系统的混乱问题。一些出版社以编书者一方为轴心，由其自己组织专家注释、解说国学书，为了完成套书丛书出版计划，强化出书密度，注释者往往急功近利走捷径，“以新瓶装旧酒”，比如把《十三经注疏》中的文字直接搬到自己名下的注释本中，注疏文字艰涩难懂，让读者越读越糊涂，达不到普及国学的目的。另外，注释版本也呈现盲目跟风、质地低下的情况。比如《三字经》是我国现存时间较早、影响国人最深的启蒙国学读物。其明清两朝版本众多。据报道，宁波方面曾邀全球人士共修《三字经》，提供版本，结果两个月间收集到的版本达２００种，其中古版本多达２０多种。《三字经》的注释本更是难以计数。按量说现在版本如此众多，再作注释没有多大必要了。但是市场上仍乐此不疲，推出各种版本的注释本。注释者中有的是“越界飞行者”，有的甚至是不入学者之流、不懂文言文的人，所注释的版本倒多是“原创”，只是令人不堪卒读，出版社由此失去了市场信誉。

    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要改变国学普及读物重复出版、盲目跟风、质量低下、解释系统混乱的状况，新一轮的国学普及读物出版应实现理性的转变，应出得更专业。既要重视包装创意，更要注重对经典的科学解读。应把关注点从“诵读本”转移到“注释本”上，重视对国学经典的导读、解读。通过准确的诠释让读者了解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追求、博大的人文情怀、理性的生存智慧等精华；同时又不应忽视传统文化是时代的产物，虽然它蕴涵着可以转换的当代价值，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但有些内容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是应予以认真审视的。另外，近年来很多出版社出了大量的只有注音的国学“诵读本”，适应风行全国的少儿读经活动需要，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推助那种让四五岁孩子穿马褂背经典，只管背不管导，并名曰“先记忆，长大后自己就会慢慢明白”的反现代教育儿童认知规律的行为。这种行为极易导致孩子价值观出现困惑，并使读经活动走向复古主义的误区。所以在新的国学普及读物出版工作中，必须扭转失误，更新理念，以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抓质量、抓内容解读，向图书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品牌国学普及读物，从而赢得读者的认同。

    同时，每一家出版社都应树立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出版定位，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盲目跟风出版古籍整理和国学读物。没有条件的就不要出这类图书；如果有条件出这类图书，也应当总结前阶段出书的经验和教训，重新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审视国学普及读物出版工作。一方面要立足于树立品牌形象，严格选择和组织自己的学者队伍，认真做书，不寻捷径，杜绝“越界飞行者”，扭转国学解释系统的混乱状况。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出版者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教育，使出版者履行职责，以严谨的态度选择书目、编辑内容，使上市的国学普及读物经得住时间和市场的双重检验，成为学者可靠的基础材料和读者可信赖的书，引导国学普及运动理性向前发展。

    现在很多出版社在新一轮国学普及读物的出版方面已经树立了新的理念，做书态度认真严谨。例如２００８年北京版权交易会上，组委会为三秦出版社的《国学百部文库》举行了专场发布会，在订货会上，这套１２３种、每种定价为６元的国学普及读物丛书受到了关注，一连几天出现热销场面。这套丛书做得较成功，虽每种都是小册子，但版本选得较有现代性，涵盖国学中儒、墨、道等多种流派的经典作品。这家出版社一连三年都为这套书专程到北京每年一次的版权交易会上，向学者和专家以及国学爱好者采集国学经典的解读手稿，带回去进行对比，对国学普及读物进行较严谨的注释、释意、点评赏析工作。

    从对国学普及读物出版热的回顾，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出版物中优秀传统文化一旦与现代社会对接就能够产生巨大的文化力量。所以，一旦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为现实需求、转化为出版物，就可为出版社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空间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政府调控出版结构，弘扬国学精华，优化出版物质量的巨大作用和决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国学出版整理和普及教育的重大规划，如实施《中华大典》出版工程，在大、中、小学校增加国学优秀文化教学内容分量的规划，等等。这使我们每一个出版者在感到古籍整理、国学普及图书出版工作任重而道远的同时，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出版业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必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