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在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上，由我创作的舞蹈《洗衣歌》一夜间风靡全国，掀开了藏族舞蹈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它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６０周年华诞，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周年的历史时刻，回首《洗衣歌》的创作历程，我感慨万分！

    《洗衣歌》诞生在它的故乡美丽的西藏。１９５１年，我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军进入西藏，修筑川藏公路，整修了４年。第一届全军文艺汇演时我们正在修路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参加汇演；１９５９年达赖叛逃，我们当时正在平叛的第一线，形势非常严峻，此时正值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我们也没能参加。两次汇演都与我们擦肩而过。因为刚刚解放的西藏，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交通、通讯、文化发展落后、闭塞，所以我们没有条件组织任何舞蹈方面的业务学习，更没有机会跟其他兄弟省份进行学习交流，致使我们的艺术发展和创作落在全国艺术水平之后。１９６３年总政调我们西藏军区歌舞团进京整训，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此时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的消息传来，虽然这已经是全军第三届汇演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第一次，所以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重回到大家庭中，展示我们西藏军区文艺工作者的风采，紧张的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我们信心很不足，觉得比起兄弟单位，我们的业务水平肯定落后，甚至有些自卑。军区派了新的文化部长朱流同志领导我们参加汇演的工作，朱部长非常重视这件事，立即召集我们开会部署。但是当时西藏军区歌舞团的编导力量非常薄弱，就各方面召集人，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编创节目。而我作为一名编导被选入创作组，这跟我以往的经历有关。我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员，也搞过些创作，甚至在团里编排过舞剧，但因为当时客观条件有限，没有录像，没有保存下来。曾经的编导经验曾令我头痛不已，为了动作、结构的编排彻夜失眠，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却不得不迎难而上，因为如果没有作品，团里就没有节目演出，由我和罗良兴编导的《尼泊尔北方民间舞》曾经在天桥剧场创下了连续返场４次的纪录，因此我以编导身份入选创作组。

    １９６３年总政安排我们到武汉整训，当时社会的艺术创作主要是突出政治，服务好战士，服务好连队，“一帮一，一对红”、忆苦思甜等都是一类题材。在整训中，朱流部长就建议我编一个表现军民关系的舞蹈，然后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春节时，地方老百姓到当地慰问战士，在营房里非要帮助战士洗衣服，战士们阻止，双方互相体贴关爱，就像一家人，情景非常感人，你就根据这个事例编个舞蹈吧！”看到部长如此信任自己，我就接受了任务。军民关系的舞蹈以前我们也有触及，但都不是很成功，多是百姓跳舞，战士拍手等传统，感觉军民关系亲热不起来，所以自己压力很大。但后来，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想我本不是专业编导出身，只要尽自己所能，失败也不可怕，这种想法使我顿时放下了思想包袱。之后我首先回顾了在西藏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想到了很多藏族人民拥军、爱兵感人肺腑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多得数不清，它们让我笃信藏族是个淳朴、可爱的民族，而又是什么让他们对解放军的感情如此之深呢？平叛时我们进藏整８年，在这８年中，我们帮他们得解放、分土地、修公路、盖房子、收青稞等等，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他们，而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真挚情感正是我要寻找的，也正是我想在舞蹈中表现出来的。

    舞蹈中炊事班长的原形也是来自真实的故事。在西藏有一个条件极其艰苦的五道梁兵站，在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高原上，属于生命的禁区。在这个兵站有个炊事班长，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给来往的汽车兵安排食宿，因为没有水，他要长途跋涉步行背冰回来烧水给战士们喝，工作很艰苦。这位班长自己的役期其实已经服满，但是他觉得在这种人少条件差的情况下，兵站需要他，就留下超期服役，并带领兵站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家里的书信，说爱人得了重病让他回家。但是想到部队上的实际情况，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仍旧辛勤地工作着。又过了几天他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说他爱人去世了，领导得知后劝他甚至命令他回家，但他只说寄钱回家办理后事，自己回去也救不活她，要继续坚守工作岗位。我得知这个感人事迹后专门到兵站去看了这个炊事班长，我处处观察他，非常憨厚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为战士服务着，我立即决定要把他的形象搬到舞台上。

    这样藏族群众、炊事班长的人物形象就在我的回忆中浮现出来，我着手先写了后来舞蹈的歌词：“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得解放，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是谁帮咱们收青稞，是谁帮咱们盖新房，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其实这段话本是舞蹈的提纲，是让作曲根据这个内容写出藏族人民感激解放军心情的曲调，然后唱着歌词表达他们对解放军的爱。但作曲的人收到我的提纲后，非常激动，在初稿谱成后就坚持要用这个提纲作为歌词，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藏族姑娘的唱词本是我的一个舞蹈创作提纲。

    在确定人物、编创剧情时，因为是姑娘们在营房帮战士洗衣服，如果是一群战士和一群姑娘觉得人物形象不突出，所以我只用了一个炊事班长象征解放军，也是因为班长一个人可以有单独行动的机会，适合后面剧情发展的要求。由此开始设计剧情，班长偷偷为辛苦操练的战士们洗衣服，在河边碰上了藏族姑娘，如果姑娘们为了帮忙与班长争抢显得太俗气，又因为当时的一个客观原因，部队规定去参加演出的只能是８个女兵，除去我一个编导，只能上７个女演员，７个人无法在队形上形成对称，所以我就巧妙安排其中一个演员小卓嘎设计引开班长，其他６个人帮班长洗衣服，这样既有了“戏”的内容，又避免了在队形安排上的不对称现象。一切具备后，因为排练场地、演员人数有限，我害怕自己的作品不成功耽误了其它重点节目的排练，所以当下决定尽快排出来，保证重点剧目的排演。在这种心态下，第一初稿我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我主要抓住藏族洗衣服用脚踩这个特点，使它成为了舞蹈的主要动机。

    领导们观看初稿后认为舞蹈有特色，一个是“踩”衣服和别的民族不一样，一个是军民关系的表现手法不一样，得到肯定后，我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修改加工，既丰富了舞蹈的队形、动作，又加上了“唱、喊、叫”等表现方法，丰富舞蹈的戏剧表演。同时我还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热情帮助，对大家的意见我都虚心听取，认真斟酌接纳。比如说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小孩背着靴子走，那是我们话剧团团长的主意，是在一次我们排练的过程中他进来提出的意见；还有姑娘们感谢亲人解放军行藏礼，解放军向姑娘们回敬军礼的编排，也是战友给我出的主意，他们认为这种编排又敬重又深情，因为这个军礼不是一般的军礼，它饱含着军民间的鱼水深情。果然演出后效果很好，有很多人都是哭着看完的节目。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修改，最终把节目完整起来。

    《洗衣歌》与同期的藏族节目比较，表现形式有歌、有舞、有戏，有人说很像现在的音乐剧形式，其实我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早就保有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像藏族，那里的人们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这是藏族的民族特性。这种传统手法不仅仅存在于藏族这一个民族，比如咱们的京戏、评剧等戏曲，哪个不是又说、又唱、又打、又有剧情的？所以我只是在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传统手法。而且我认为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有助于帮助观众了解剧情，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观众理解，另外一个就是喜闻乐见，藏族舞蹈本身就有歌有舞，再加上说话，说话是最容易表达情感的方式，同时还可以用语言来制造气氛，如“洗呀洗呀，快点洗呀，嘿”。观众理解是我的第一个愿望，在此基础上观众能够喜欢我就更高兴了。

    这个舞蹈与以往藏族舞蹈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藏族舞蹈中塌腰的动作减少了，这样的动律形成是与他们民族受压迫的历史有关，《洗衣歌》中也有，像是节目开场背水出来的时候用的弦子，身体也是往前一点的，但考虑当时藏族人民已经解放了，所以我设计的多数动作演员都是站得很直，而且动律更加欢快，展现了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含义。比如后面洗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他们的情感来编的，动作都放开了，这就是在藏族舞蹈的基础上创新了，脚下还是用我们熟悉的锅庄、弦子等元素，但是还借用了很多其它元素，甚至于秧歌我都吸收了进来，但整体感觉没有变，没有给人混杂的印象，我认为这就是合理的“为我所用”。

    《洗衣歌》在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时一举成功，舞蹈返场的不多，《洗衣歌》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洗衣歌》成功之后，几百人来排队学跳《洗衣歌》，一直教了几天。同事也在一旁帮我抄谱子给来学的人，后来因为人太多了就借了个油印机来复印。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它能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从此《洗衣歌》在全国流行开来，从专业的到业余的，从中央单位到地方单位，从工厂到农村，从大学、中学、小学一直到幼儿园，甚至外国人都有跳《洗衣歌》的。

    １９６９年，我再次来到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翟俊杰导演到车站接我，见了我就说：“你看你看总理在讲话中提到《洗衣歌》了，谁也没有提醒总理，是总理自己想起来的，你看多了不起啊。”原来是总理在一次给西藏军区和自治区领导开会时说，你们不是有《洗衣歌》吗？你们要像《洗衣歌》那样搞好军民团结，搞好汉藏团结。接着，对《洗衣歌》做了很高的评价。19６９年离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已经有数年，可是总理还清晰地记得这个舞蹈，让我们很高兴，而且印象很深刻。总理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个舞蹈是因为它涉及民族团结的问题，而且它将一个重大问题很巧妙地表达出来，而且能打动人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藏发展建设得很快，藏族舞蹈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过去都是弯着腰跳的舞，现在动作都像雄鹰展翅一样飞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压抑，而是展现出了藏族人民与生俱来的奔放、淳朴、粗犷的性格。这也是和他们的经济、宗教信仰以及他们民族的发展有关系的，他们现在是非常幸福地生活着。我希望现在的编导在创新的同时也要继续保留本民族本质的东西，不要丢太多，如果丢太多就不是本民族的东西了。

    （本文为李俊琛口述，孙茜、孙晓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