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明星、名导与历史名人“三合一”的搭配成为电影界的一个颇为流行的现象，诸如《赤壁》、《梅兰芳》、《孔子》、《雷锋》等等。说到底，这类影片不过是打着历史旗号的商业片，但是演员与人物的身份差异以及影片的定位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强烈的质疑。

    讨论也好，质疑也罢，有声音就有关注，有关注就有眼球经济。在现代传媒社会，眼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有报道称：“周润发将如何塑造出十几亿华人心中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形象。仅这一点，就足以令无数影迷期待。”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并可“转译”在任何一部同类影片身上。投资者和导演显然深谙此道，屡试不爽：只要明星、名人一起“炒”，就能制造看点，有看点就有卖点，卖家就稳赚不赔——且不论这道菜是否可口。

    这一做法既省创作成本，又省宣传成本，从电影的商业属性来说并无不妥。此外，电影艺术并非历史教科书，有必要保有一定的重构或解构的权利。但问题是，这种出于商业目的或其他原因的重构是否损害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但绝不是歪曲现实。电影是一门与灵魂同行的艺术，艺术呈现的方式可能千变万化，但对历史精神的表现却万变不离其宗。电影工作者应当坚守人文精神，追求真、善、美，为观众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粮，真正发挥艺术的审美、娱乐和教育功能。

    然而，在当下一些电影的诸多病症中，最为可怕的恰恰就是精神的缺失。历史人物或事件能够流传到今天，是因为其中蕴含了经得起时间考验、为人类所追寻的某种独特的精神价值。电影的创作者，包括编剧、导演和演员，应当从自身出发，回归于历史人物，解决艺术与现实、演员与角色之间的矛盾，从而创造出角色的精神生活，并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形象地呈现出来。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而《赤壁》、《英雄》等影片看似叙事宏大，其实不过以历史人物为噱头罢了，用后现代的消解手段掩饰了对历史与人文的某种无能为力。以《赤壁》为例，导演本来可以通过对三国人物的塑造为当下社会传递一种有价值的精神力量，结果却浪费了大好资源，把有内涵的东西做肤浅了。当精神变得虚无时，所谓的“史诗片”只能沦落为一个空荡荡的符号，观众在光影交错中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的形象。生命的意义和文本的深度消失了，一切事物失去神圣感和纵深感，艺术被日常化、技术化，剩下的只是一张张具有复制功能的“明星脸”，艺术就被终结了。这样的电影只能赚取一时的眼球经济，却失去了灵魂。

    在成功吸引观众眼球之余，如何兼及历史精神与人文精神？这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