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化太快，生活节奏太快。人们都很忙碌很焦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不少报告文学作家同其他文体的许多作家一样，似乎也被裹进这样类似的写作心态之中。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写得太快太急，这固然有新闻性和时效性的原因——有时似乎也需要这样的赶和抢，譬如去年年初的抗冰和５·１２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时政类报告文学——但，也不排除作家创作心态上的浮躁。如此创作出来的“短平快”作品，文学性和社会效果大多不尽如人意，读者对其亦不满足不满意，乃至指责如此创作出来的报告文学甚至不如新闻报道、通讯特写有震撼力和感染力。
针对读者类似的批评，报告文学作家到了需要认真反省的时候。诚然，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性、艺术性似乎存在着某种对立：新闻性要求作品要快要新，文学性则要求作品需要经过仔细打磨锤炼，经过时间沉淀和静心沉气的思考，需要慢下来的写作。单论抢新闻，作家恐怕永远抢不过记者，那么报告文学作家还能有何大作为呢？报告文学的发展前途或者说努力方向应该在哪里呢？
这些都是困扰报告文学界的很迫切很严峻的课题。近日，读到胡世全的长篇报告文学《药道》，我感觉，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可取的答案。
《药道》写的是湖北宜昌市民康制药厂50年的变迁历史。这是一个相当冷僻的创作题材，胡世全同其他作家一样，起初对这样的题材也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还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题材能够写出什么新意、新颖和新奇来。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地否定或放弃，而是沉潜下去，冷静下来，深入了解和思考宜昌药业的曲折发展，进而提升到对建国以来民族工业发展历程的关照和思考，于是便有了诸多独特的、富于启示和警醒意义的发现与思考。例如，民族工业从建国初的私有到公私合营，再到国有，国有企业曾经有过的长足发展和辉煌，到走进困境，寻求出路，国企在改制转型过程中种种的曲折得失，提供的需要引起社会深刻反省的经验教训。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慢下来的写作，他努力地让自己的心气平和，而后可以冷静沉思，慢慢创作。这样的作品，无论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推出，都仍旧具有新颖新意和独特奇异之处，都仍旧具有新闻性价值。由此我又想到了胡世全与赵瑜合作的另一部曾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那也是一部沉气静心慢下来写的作品。作者5年时间以田野调查的方式采写湖北枝江长江中一个孤洲上发生的“前朝往事”，通过对百里洲农村近百年历史的回顾，对农民和土地以及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也是挖掘一个相当冷僻不易引起普遍关注的小而旧的题材，但是却挖掘出了新鲜主题，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药道》因此可以被认为是胡世全对《革命百里洲》创作经验的一次延续。可以说，这两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可行的可取的可喜的努力方向，那就是从那些看似平淡平凡普通的题材中开掘出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等，从而赋予作品独特的新意和艺术价值。
《药道》表面上写的只是宜昌一家药厂的历史沧桑，是民康药厂５０年的历史。但由于这家药厂的经历和遭遇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它其实印证和代表了中国民族工业５０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所以，《药道》实际上反映或折射着建国以来的企业史、经济史，乃至社会变革史。作者的眼光深邃而富于忧虑。他不光扮演了一个历史书写者的角色，同时还充当起了一个历史的观察者和思考者的角色。他的心态是冷静的，但这种冷静下面掩盖不住作者满腔的忧思，对国家社会发展坎坷曲折的无尽忧思。作家不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他只是发现并指出了社会发展变革前行中出现或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忧虑。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这些思想传达了出来，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和重视。因此，他实际上还充当着我们时代的批判者角色。他不轻易苟同或附和看似时代主流的声音，而致力于自己独立而独特的观察、思考与发现。他是一个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忧心忡忡的时代思想者。写史首先便是记事，记录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各种大事、要事、关键事、转折事以及国家社会的大变动，以国家社会的大变革作为背景并且从药厂的变迁中折射和反映国家社会的这种大变革。《药道》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挖掘和把握许许多多独有的新奇鲜活的情节和细节，来反映历史原貌。譬如，大跃进时期，药厂因为黄连素畅销，为了提高产量，发动社会各界人等手搓黄连素；为了收集所谓的造药原材料，让专人半夜敲锣到各家去吆喝孕妇起床屙尿……一系列的荒诞事发生在一个荒唐年代，荒唐年代催生了一系列的荒唐事。这样生动的细节和情节构筑了作品丰腴饱满的血肉，使人读之不觉枯燥反觉滋味百般。
《药道》写的是一家医药企业的历史，探究的其实是一种商道，一种经营之道、发展之道和历史之道，是要总结商业企业经营的规则准绳，总结经验教训，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目的是以史为鉴可知未来，探询国企的源起和原初发展，探询其如何步步走入困境，以及在社会经济环境、体制等方面的种种原因。作品因深刻的思想性而具备厚重的精神内涵。作者还特别注意抓住宜昌地域性特点，凸显宜昌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氛围，彰显宜昌人的性格特点，从而赋予了作品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