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眉吐气
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北京和西藏举行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摄影家陈宗烈更有着别样的感触。近日，陈宗烈将百幅西藏主题摄影作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这是国博首次以西藏为主题的专题性收藏，媒体更是称陈宗烈的捐赠“哪里是在捐赠作品，简直是在捐赠生命中的一段段记忆”。西藏民主改革，农奴翻身做主，纳木错圣湖纯洁，雪山上雄鹰翱翔……陈宗烈将它们一一摄入镜匣。这些记录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社会生活众生相的摄影作品，更具有质朴原初的力量。从1956年到1980年，25年雪域存真，陈宗烈见证了旧西藏到新西藏的历史变迁。
雪域为家 走了21天才到拉萨
24岁之前，陈宗烈无法想象自己今后的生活将会和一片陌生的雪域高原联系在一起。1956年，西藏工委给中央打报告，认为西藏改革迫在眉睫，缺的是人和钱，于是中央政府派大量援藏干部进藏。时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助理的陈宗烈，是厂里派去西藏的三人之一。“当时调用的条件是年轻、懂摄影、家里没有拖累，3条我都符合，就去了西藏。那时对西藏真是一无所知，临行前我还去图书馆查了西藏的资料，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不像现在，关于西藏的书真是浩如烟海。”
带着“一片空白”，陈宗烈等三人踏上了去西藏的“21天旅程”。“去西藏有3种途径：走进去、滚进去、飞进去。我们是滚进去的——坐汽车。在兰州等到开往拉萨的军车，那时正值青藏高原的雨季，路面泥泞得像面团。”车子走走停停，用了21天才到拉萨。
到了拉萨后，陈宗烈住在西藏日报社的集体宿舍大院。他回忆道，人家说“院子里是社会主义社会，院子外是封建农奴制社会。”我们不能随便上街，上街一定要三人同行，采访很受限制，由此可见当时西藏的复杂。市场上，人们不用人民币，只流通“袁大头”；更为关键的是，很多援藏干部初来乍到，不懂藏语，连基本的交流都成问题，更别提宣传民主改革了。
于是，陈宗烈开始突击学习藏语，“早上、晚上上课，白天闲时可以和周围的藏族朋友练习对话，不长的时间我就学会藏语了”。在西藏日报社那曲驻站时，陈宗烈又自己配备了“武器”——莱卡相机。“相机花了700块大洋，买这个相机几乎把储蓄都花上了。”同时，他也在想：如果什么都看到却拍不到，到西藏来干嘛？！“于是，我就想在这段时间里，把各种人的生活、关系，用相机记录下来。”“人的主题”就成为陈宗烈在西藏以雪域为家后的创作命题。
学藏文拼音
拉萨纪事 图像就是力量
端着相机走出大院的陈宗烈，把“人的主题”分为对西藏两大阶级的关注。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西藏贵族奴隶主阶层的生活，和一些不会向外界开放的大法会等宗教活动。“我跟着《西藏日报》的副总编噶雪·顿珠，因为他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品俗官，看见过达赖喇嘛出游的场景，为我的拍摄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记录上层社会的生活、宗教和风俗习惯的同时，陈宗烈的相机更多地关注农奴们的生活。走出“院子”，就能看到封建农奴社会“政教合一”统治下的落后与混乱。“拉萨当时有3万人，其中乞丐就有4000多人，儿童乞丐特别多；我拍过一个103岁的乞丐，她的眼睛都瞎了，和我说自己讨饭讨了60多年。”在陈宗烈的摄影中，有反映妇女背负二三百斤麦草的《不堪重负》，有80多岁的老年农奴还在服役劳动。“农奴劳动时他们的婴孩只能呆在田间的小帐篷里，被老鹰啄瞎眼睛、被走兽咬伤的孩子很多，所以在拉萨经常能见到残疾的农奴；拉萨街头流浪儿与狗争食更是司空见惯，所以拍了《与狗争食》。”
封闭落后、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情景，让劳苦农奴和陈宗烈这样从内地到西藏的人都感到旧制度是“非改不可”。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几天后，解放军平息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也拉开了帷幕。“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解放人权、推翻三大领主统治的过程，西藏原有的武装力量被废除，藏币停止使用，而带给老百姓的最大改变，就是分到了牛羊与田地，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民主改革的逐步推行，让陈宗烈有更多的机会下到农村、牧区，感受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作品《分牲畜》中，从没喝过牛奶的农奴第一次分到了牛；在作品《扬眉吐气》中，达孜县的农奴们烧掉了束缚他们人身自由的债券、契约，从烈火中感受到扬眉吐气的畅快；1959年，推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农奴们有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与以前沿用千年的二牛抬杠技术亩产100斤的生产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学藏文拼音》中，拼音课上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仿佛也能从图片中透溢出来……“其实摄影很多时候都是偶得，当时也没有想到，摄影可以揭发农奴制的罪恶，记录民主改革的成就，但今天看来，摄影的图像，就有这样的力量。”陈宗烈说。
牧奴纺织
“朗生”互助 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
虽然陈宗烈自言很多摄影都是偶然为之，但摄于1963年的《“朗生”互助组》却是在进行几个月的采访后拍出的照片。“1963年我到山南地区采访时，正好赶上在1960年农奴们分了地，开始组成互助组劳动了。村民自愿组合时，偏向‘门当户对’，一些技术、劳力充足的人家都组成了互助组，但乃东县桑嘎村有11户‘朗生’（家奴）却没有人要。”“朗生”原本在农奴主家纺线织布，洗涤打扫，虽然如今分到了田地却不懂农业生产技术，这些“朗生”犹如弃儿。据陈宗烈回忆，“朗生”强巴曾伤感而无奈地说：“会跑能飞的都入组了，只有过去住马厩的人剩下了。”而他的妻子次仁拉姆则提出这11户人家单独办组，“单家独户有困难，团结互助有力量，不会种田可以学，只需勤奋劳动，就一定会把庄稼种好，过上幸福的日子”。《“朗生”互助组》拍摄的就是次仁拉姆和组员们一起劳动的场景。
次仁拉姆开始向旁人学习农业技术，再教给组员。3年不到，她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朗生”互助组解决了温饱，获得了农牧业的双丰收。在陈宗烈看来，次仁拉姆是一个天才。“她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我们宣传的土地政策，都能熟记，还能讲得头头是道，她组织的互助组成为西藏自治区评选的先进集体和全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她到拉萨来，都会和我通电话，我到山南去采访，也都住她家，1990年我去西藏时，还去看过她，她就是我的阿佳拉（姐姐）。”陈宗烈说。
“朗生”互助图
勇攀珠峰 向第三女神挥一挥衣袖
如果说山南的亲历是陈宗烈25年中的“私人珍藏”，1960年他拍摄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那段经历，则更多的带有一个时代的烙印。
1960年2月上旬，作为西藏日报社兼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的陈宗烈得知自己可以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后，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体能训练。“每天背着40余斤的行囊（里面装上书）和10余斤的沙袋，先跑步再远足药王山，以提高自己的体力，同时我还阅读了很多登山类的书籍。”2月下旬，登山队出发，从日喀则到萨迦、拉孜，再到定日、喜马拉雅山区。“3月3日到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时，队员们裸露在外的皮肤通红、龟裂、渗血。在这个距珠峰直线距离25公里、曲线距离40公里的地方，队员们和记者们开始做登山训练并选择路线。”3月25日，登山队第一次进军珠峰，确定了“中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北坳—东北山脊—顶峰”的登山路线，“队员们和记者混编在一起，我和两位记者‘结组’，在两天的时间内通过东绒布冰川、粒雪盆地，到达5400米的第一号高山营地。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刮起风来，我们只能张口呼吸，像被抛到岸上的鱼。夜晚的喜马拉雅山区像月球般宁静。”尽管极尽艰难，陈宗烈还是在两个月内四五次登到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6400米，那是给记者规定的高度极限。
在登山过程中，陈宗烈拍摄了大量记录高山地貌、队员活动的照片。1960年4月底，在5800米的中绒布冰川上，一座高六七十米、水晶般耀眼的巨大冰塔出现在行进队伍的左侧，陈宗烈举起相机将它收入底片。1963年，由中国摄影学会推荐，这幅名为《珠峰北坡的巨型冰塔》的摄影作品参加了苏联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比赛，并获得第一名。
让陈宗烈略感遗憾的是，他在即将见证中国登山队登顶凯旋的时刻，却不得不与珠峰“挥一挥衣袖”——5月20日，西藏日报社急电命他下山：刚被选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的他，要到北京去开会。“5月25日早上4点20分，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平成功从北坡登顶的捷报传来时，我已经坐在由青藏公路驶向北京的解放牌卡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