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西藏的通史，也不是猎奇的笔记和民俗专论，是关乎今天的人们对西藏一些迷惘的探索，有长思与领悟，有深入的探讨与浅近的解说，真切而诚挚；更有对藏族同胞手足般的深情和对西藏更加美好明天的憧憬。”在《西藏读本》的“序曲”中，该书作者、中国影协顾问、著名剧作家苏叔阳这样写到。《西藏读本》共分七章，以实事求是的开放姿态，全面客观地介绍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渊源、发展及现状，以诗性的语言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的范本。

    记者：这本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当时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关于西藏的书？

    苏叔阳：辽宁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了我写的《中国读本》。因为这本书的成功，辽宁教育出版社就有了让我再写一本有关西藏的书的想法。但因为写起来比较难，我有些犹豫。２００６年在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上，贝塔斯曼集团的一个德国朋友说，《中国读本》在国外销得很好，创造了一种从纯粹历史和学术的角度阐述中国问题的先例，西方人比较有兴趣。他们提出能不能用《中国读本》的写法谈一谈西藏问题，因为很多欧洲人不太了解西藏。我从那时开始心动了。

    ２００７年在莫斯科书展上，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和我做了一番长谈，他说，大家信任你，觉得你能写好《西藏读本》，这也是一个历史责任。这次长谈给了我很大鼓励。他给我总结了《中国读本》的几个特点，使我对《西藏读本》写作的思路明确了。从这以后我就着手创作了。

    因为不懂藏文，身体不好又不能去西藏，有些人认为我写不了这本书。这反而激发了我写作的决心。我这人爱挑战，别人越说不行，我就越要试试。在我看来历史有两种，一个是真实的历史，一个是书写的历史。书写的历史永远是真实历史的一种近似值。因此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在研究古典文献时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判断哪些是更符合当时真实的。虽然我不懂藏文，但有很多工具书与翻译书籍，所以我说我是站在藏学家的肩膀上写作《西藏读本》的。

    记者：写作西藏的历史，为什么选择从文成公主入藏说起？

    苏叔阳：这就涉及到我写作历史的另一个观点，即一定要有大的历史观，把世界上同一时期内发生的事件放在一起来考察。西藏处在人类最发达的古文明包围中，尽管山那么高，但文明的风也会透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进入这个地区。西藏的文明发展可能比其他地区晚，但绝对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各种文明的交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在寻找，西藏文明同西方对话的点是什么？于是我就找到了公元６４１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大事：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成为西藏文明的缔造者之一，也成为佛教正式大规模传入西藏的开端；玄奘在印度举行宗教大辩论大获成功，标志着佛教中心已经开始从印度东移；阿拉伯军团横扫东非和中亚，却被当时已发展起来的吐蕃文明阻于中国境外。这个开篇确定了我的历史观点、写作方法、观察角度，同时也吸引人，尤其是西方读者爱看。很少有西藏通史这样写。我看到的藏学史都是从中原向西藏看，没有从吐蕃向中原看的。

    记者：当年创作《中国读本》，您不仅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还融入了学者的思索和作家的情感。《西藏读本》的创作是否也是这样？

    苏叔阳：《西藏读本》主要想从民族发展史、语言学、考古学、人类遗传学等角度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但在书中这个观点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而是采取讲故事的方法，从神话开始一点点往下讲，最后让大家看出汉藏一家这个结论。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苏叔阳：困难很多。一方面我藏学基本知识太差，短期内掌握大量材料，还要高屋建瓴地提炼出自己的看法，对材料的掌握、解读、升华过程非常难。另外要把历史上抽象的道理变成人们可以想见的形象性的文字，还要充满感情，用藏族同胞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文明。在写作过程中，我努力把自己变成藏族同胞，充满感情和激情，有时候写得真是热泪盈盈，藏族同胞的奉献精神、宗教情结让人很感动。

    这本书的结构也很难处理，别看十几万字，这么多问题要一条条列出来，还不能让人看出来是回答问题，而像说故事一样，很费脑筋。由于精神劳累与体力透支，２００８年我眼底出血差点失明。

    记者：现在书出来了您感觉如何？

    苏叔阳：《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是我人生写作的一个转折。现在社会风气浮躁，人们很难沉下心来。但写《西藏读本》必须沉下心来，不能浮躁。１４万字写了两年多，光是前言就写了四稿，因此，我觉得《西藏读本》是一本精雕细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