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新年伊始，某某报以《娘子军征服巴黎·３个月前门票售罄》为题报道了中央芭蕾舞团在巴黎歌剧院演出《红色娘子军》的盛况：“加尼叶歌剧院座无虚席，法国观众对这部中国芭蕾专心致志，兴趣盎然。每一幕结束后都报以非常热烈的掌声，观众对芭蕾舞刀弄枪感到很有趣，同时赞赏这部舞剧的技术和艺术含量非常高。”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现场表演的部分镜头，使我们身在北京，曾经参与编创《红色娘子军》的老同志们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感动。中国风格的芭蕾能在世界芭蕾的诞生地赢得掌声和赞赏，显示出了中国芭蕾的力量。回想４５年前，既是一种温馨的回顾和留恋，更是一份珍贵的记忆。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一次谈话的启迪。１９６３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演出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总理在观看演出中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现在看来，总理当时的一席话并非出于一时的灵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他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学习借鉴转入自己独立的创作。
根据总理的设想，林默涵在19６３年底邀请了有关同志，一起讨论舞剧的选题。在讨论中我提出了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认为这部作品故事感人，人物鲜明，娘子军连歌家喻户晓，适合发挥芭蕾舞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艺术特点，并当场讲述了舞剧的初步构思。经过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会后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鸣心、戴洪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我和蒋祖慧、王锡贤担任编导，马运洪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大家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
对于创作人员来说，首要的是生活。１９６４年２月，《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赴海南岛深入生活。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们就不能对海南岛的自然风貌和地域特色获得那么多的创作依据。盛开着木棉花的英雄树、茂密的椰林、高大挺拔的榕树、秀丽多姿的万泉河……为舞剧不同场次的戏剧情节提供了鲜明有力的主体形象，创造出诗画结合的美好意境。在通什黎族聚居地学习民族舞蹈，收集琼剧音乐和民间曲调，到屯昌解放军驻地下连当兵，使我们头脑中的艺术想象逐渐丰富起来。创作组每到一地都要集中讨论剧本，演员、编导、作曲、舞美设计坐在一起，畅谈生活中的感受，畅想未来舞剧的舞台形象，开始结构《红色娘子军》的舞剧台本。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电影原作，梁信的剧本、谢晋的导演艺术、黄准的娘子军连连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都为芭蕾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当然，芭蕾舞与电影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规律。从银幕形象到芭蕾形象能否获得成功，主要从两方面加以审视：第一要体现原作的精髓，包括思想主题、时代特征、风格样式、人物形象等方面；第二要充分发挥芭蕾舞艺术的表现特征，充分展示芭蕾舞艺术独特的魅力，使观众在形象转换的观赏中获得有别于银幕的美感享受。
电影原作中浓厚的地方色彩要在舞剧中充分展示，布景、服饰、音乐、舞蹈、表演诸方面都当作主要的艺术追求。身着短裤军装的娘子军战士形象，既来自生活，也是世界芭蕾舞台上从未出现的女性形象。革命传奇色彩的正剧是电影原作的样式，舞剧将更加强调浪漫主义的激情，根据舞剧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艺术特点以及肢体语言的局限性，我们在改编中首先着眼于两方面，一是精简人物，二是浓缩情节。
舞蹈台本完成以后，很快进入音乐和舞蹈的创作排练，舞剧的形象创造是从音乐开始的，《红色娘子军》音乐的总体构思可概括为“三个主题一个歌”，一个歌是指电影中娘子军连连歌，它流传很广，是娘子军战士群体形象的生动写照，要在舞剧中贯穿运用。而更重要的是写好琼花、洪常青、南霸天3个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它决定着舞剧的成败。经过了深思，人物的主题音乐伴随着戏剧情节和人物的行动变化发展，并形成了高潮，给舞剧编导在创造舞蹈形象上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想象的空间。
芭蕾舞民族化是舞剧编导在进入编舞时的主导思想。为了在芭蕾舞台上塑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物，我们在编舞上坚持从生活出发、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在肢体语言上努力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加以融合，与部队的生活和军事动作加以融合，在此基础上创作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新的舞蹈语言。
琼花是剧中的一号人物，她苦大仇深，性格顽强、泼辣勇敢，要设计粗犷强烈的造型动作。
洪常青是一位比较成熟的军队指挥员，他性格坚毅刚强、感情浓烈深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在舞蹈造型上应该沉稳有力，挺拔舒展，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气魄。
编导对南霸天、老四等反面人物的处理，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脸谱化。南霸天的造型多来自京剧的身段，而老四的基调动作主要是从中国拳术中汲取的，与芭蕾舞的大跳和旋转相结合。
群舞是芭蕾舞剧中重要的表现手段，如何通过舞蹈手段展示娘子军的群体形象成为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二场的“练兵舞”、五场的战斗舞蹈，将军事生活动作与芭蕾足尖技巧相结合，比较生动地塑造出女兵的飒爽英姿。此外，“五寸刀舞”、“斗笠舞”、“黎族少女舞”、“大刀舞”、“红军过场”等舞段，都是根据这样的思路编排出来的。
芭蕾舞演员是芭蕾舞剧舞台上形象的最终体现者，作曲家编写了乐曲，编导设计了动作，一个鲜活的舞蹈形象要靠他们去创造体现。在《红色娘子军》的排练过程中，演员发挥出极大的主动创造精神，他们十分热爱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与过去演出的欧洲古典芭蕾舞剧目相比，他们更加注意对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特色的挖掘，排练厅内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演员们刻苦地掌握那些新奇的“中西合璧”的舞蹈语汇，并使它成为人物的语言。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舞剧的初稿终于完成了，在芭蕾舞团的小剧场内组织了第一次联排。到场审查的部队首长希望加强部队的生活气息和战士的气质，说演员的表演像“娘子”，还不太像“军”。芭团领导当机立断，暂停排练，下连当兵。北京军区领导帮助我们联系，包括全体演员和演奏员的１３０多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背起背包，开赴塞外，下连当兵。
进入部队驻地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立正、稍息、齐步走，射击、刺杀、投弹、急行军……负责教练的班长十分严格，一丝不苟，一定要演员们反复练习达到要求。通过下连当兵，演员们锤炼了思想、受到了教育，培养了战士的气质和战斗作风，回到北京再进入排练场，思想面貌大变样，更加领会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深刻意义。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３日，《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演出，请周总理观看，他很高兴，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看望演员，第一句话就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根据总理的指示，芭蕾舞团第二天就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去装台，为中央领导同志组织了专场演出，毛主席在观看演出中说了3句话：“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给大家以极大鼓舞。
45年来，仅扮演琼花一角的就有5代演员了，初演的第一代是白淑湘、钟润良、赵汝蘅；紧随其后的第二代是郁蕾娣、薛菁华、张婉昭；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代是冯英、张丹丹、王珊、蒋梅、李颜；第四代是李宁、邹之瑞；目前正活跃在舞台上的第五代琼花是张剑、王启敏、孟宁宁、金瑶等。《红色娘子军》之所以能一代代传下来，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除了负责排练的老师外，老演员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主角的舞蹈还是群舞，大部分依靠老演员“口传心授”，他们对《红色娘子军》有很深的感情，对年轻演员倍加爱护，不仅教舞、教戏，还带艺术作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热爱芭蕾舞事业的老演员，《红色娘子军》才能始终保持艺术青春，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曾分别入选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音乐经典和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从１９６４年至２００９年的４５年来，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已超过2000场，如果按照每场1000名观众计算，就有200多万观众。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曾经掀起一股“普及样板戏”的热潮，全国各省市的歌舞团都来北京向中芭学习《红色娘子军》，带回当地演出，有些业余团体也演出了全剧或选场。如果加上这类演出，总计在3000场以上。一部芭蕾舞剧能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获得如此广泛的普及和推广，在世界芭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４５年来，中央芭蕾舞团遍访亚、欧、美、非许多国家，《红色娘子军》受到当地观众的普遍欢迎和赞赏，成为与世界对话的载体，开展了与各国文化的广泛交流。阿尔巴尼亚国家芭蕾舞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成功地演出了《红色娘子军》全剧。
中央芭蕾舞团访美时，《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的演员们能自如地摆脱古典芭蕾的固定程式，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舞蹈的风格，使舞台表现力更具戏剧性，从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从中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艺术的完美结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芭蕾舞团“受到了世界上各流派的影响，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一位法国评论家在文章中写道：“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与欧洲文化风格迥异的中国芭蕾，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４５年来《红色娘子军》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我们希望能继续发扬它的艺术魅力，在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手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