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到来和建国60周年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主旋律小说以其深厚博大的思想力量和高昂进取的美学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主旋律小说的定义很多，但大多以为就是某种主旋律思想指导下创作的文学，这并不准确。纵观这几年优秀的、让人们热议的具有宏大主题的作品，笔者认为，主旋律小说就是特指那些以当代社会为背景、以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反映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叙事的主题或背景，或直接呈现社会发展进程的内在规律性，或含蓄地反思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引起人们对当今政治、社会问题关注的一种小说形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主旋律小说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作品以歌颂或揭露作为主要的内容。歌颂型作品往往是从正面去颂扬主人公，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理想和信念的寄托。代表性的作品有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张平的《抉择》、《法撼汾西》，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曾庆发的《风雨乾坤》，韶华的《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李祝尧的《逆风而行》，一合的《黑脸》，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刘儒的《人大主任》，莫言、阎连科的《良心作证》，杨子、朱恩涛的《公安局长》，张宏森的《大法官》，电视剧本《忠诚卫士》、《荣誉》等。歌颂型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数为正面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寄托着人们对良知与正义的渴求和希望。尽管这种寄托往往过于理想化从而和现实真实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理想化的人物形象也正是主旋律精神直观的艺术体现。
相对而言，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揭露型作品往往大胆而直率地揭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的现象，敢于直接地暴露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成功的《黑洞》、《黑冰》、《黑雾》，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张欣的《浮华背后》，王大进的《欲望之路》，陆平的《走私档案》，张平的《十面埋伏》等等。
宏观上看，这些主旋律作品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有些问题甚至比较敏感，并且具有较强现实针对性，这些问题的确是我们国家在当前的发展中遇到的并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
“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也不会过时，对于上述两类主旋律小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些作品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私语，而是试图关注中国在转型期出现的总体态势及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全民族的、全社会的、体制性的。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有价值的作品都不可能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普通大众的生活，不可能只是闭门造车的喃喃私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主旋律作品有深刻的、令人警醒的内涵，就不仅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当然，这也对主旋律小说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主旋律小说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既有歌颂力度，又有批判精神，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一旦缺乏歌颂力度，不但会弱化主旋律小说的正面启迪价值，还会使主旋律小说那种积极昂扬的美学价值受到损害；一旦批判精神丧失，主旋律小说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独特价值也就迅速褪色。因为失却批判立场就会丧失对现实的针砭，当文学成为图解政策的一种说教形式，丧失的就不仅是其自身的独立性，更是一种为民请命的立场和态度，这样也就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发挥其自身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功能。因此，对于主旋律小说的创作，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才是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另外，人们要求这类作品对主旋律的呈现要更加理性，要更有深度，要更具震撼力。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表现，不可能回避理性精神的影响。所谓文学中的“理性”，就是指在创作过程中以理智的态度、冷峻的思维，客观而周密地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最终让读者在充分认识事物的同时，也能去思索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需要作家的不逃避现实的勇气、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超的艺术智慧。真正优秀的小说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很高的艺术修养，也要求作家能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能在一定的高度去理解和分析问题。主旋律文学作品的创作尤其应该如此。
主旋律小说的发展还要求作家在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大众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在根本利益上相一致，市场化和关注现实的作品也并不矛盾，相反，市场对作品的选择既不是追求“曲高和寡”，也不是低级趣味的媚俗。过分追求所谓超脱的高雅或媚俗化都不可能使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是在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市场经济中寻求到一种平衡点，而关注现实的主旋律作品无疑具有了这一特征。换言之，真正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关注的作品就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了市场。因此，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强调并不是简单地要求作家去附和主流意识形态，而是要求作家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描摹和表现人们关注的内容。
２００６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再次提及“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今天，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对问题的回避和逃避，需要的是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民族素质的总体提高，这也就赋予了作家和文学更神圣的责任，这也要求作家的敏锐和批判精神，不能是回避问题、粉饰太平，也不应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失去信心而态度过激。尤其在当前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转型期主旋律文学创作中歌颂的价值和批判的意义都应得到重视，因此，客观地审视主旋律小说的不同创作意图及思想内涵，不仅对于作家，也对于我们整个民族乃至国家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主旋律小说存在的意义，也是主旋律小说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