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的军旅作曲家、军内外资深的音乐编辑家田光，猝然间离开了我们——在己丑年元宵节的鞭炮声响过之后的又一个分外宁静的早晨，带着对天边那一轮数十年难以遇到的浑圆皓月的依依眷恋，悄然地离去了。他离去得安详，离去得平静，离去得坦坦荡荡、无怨无悔……
我无法准确地猜测出，当他跋涉了整整84年的生命步履，倏忽间永远中止的噩耗传出后，会有多少人为他的离去而肝胆欲裂、悲恸难抑，但我却知道，他的离去会令为数众多的人潸然泪下、甚至失声痛哭——这是因为受益于他珍贵恩惠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在我国当代的作曲家行列里，田光是属于戎装上落满战争的烟尘、血管里流淌着军人热血的那一批。但与同辈作曲家所不同的是，他的毕生几乎都是在为替他人做人梯的编辑岗位上度过的。所以，他既是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又一批能够让消逝了的时光获得恒久生命力的歌声，又把更多精力与才智都无私地馈赠给了他的作者、他的读者的奉献者，他正是以如此令人敬仰的成就与品格，昂首站立在作曲家的行列之中。
１９２５年９月，田光出生在河北饶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与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他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侵略、压榨与剥削的生存环境中度过的，所不同的是，他自幼便在那片既生长五谷、又生长民歌与戏曲的土地上，跟着村里老艺人学会了二胡、京胡、四胡、月琴等，从而让他获得了最初的心灵寄托。１９４４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将近八年之久的民族危难关头，１９岁的田光作为一个民族之子，毫不迟疑地踏上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征途，步入了革命队伍。翌年，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前夕，他穿上了八路军军装，开始了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新生队的学习生活。之后调入华北军区三纵队前线剧社，做了一名乐队的主力乐手。在由抗战胜利转入三年解放战争的紧张、繁忙的行军、转战与慰问演出中，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与战友们一起阅读着全剧社仅有的那本油印的、作曲家李焕之的《作曲教程》，悄悄地迈开了自己创作的步履。
当战争在人们的期待中结束、胜利的曙光让一个受尽屈辱的民族第一次以一个东方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的神圣时刻，田光披着共和国灿烂的阳光，奉命扑进了首都北京的怀抱，并于１９５１年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理论作曲专业干部进修班的学生。苦读两年后，他创作的一部小型交响乐《牧童的故事》从十多位同学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交响乐队演奏的两部毕业作品中的一部，不仅得到了江文也、姚锦新等教授们的由衷赞赏，也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走出校门，他依从组织调配，迈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门。然而，当他真正的专业创作日历还未翻开之时，又于１９５３年岁末被调进了《解放军歌曲选集》（１９５８年正式更名的《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开始在这份专为扶持新人、推出新作的岗位上，从编辑、到编辑组组长、再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解放军歌曲》主编，一口气默默工作了３５个年头，直到１９８７年离休……
追溯田光先生的一生，他头上没有光彩夺目的光环，没有如今盛行于世的“国家×级作曲”、“编审”的头衔。然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作为歌曲杂志的编辑、主编，还是作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者，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一名离休的军队老干部，他毕生的每日每时都从未停止过自己作为一名作曲家在创作旅程上的艰苦跋涉。30多年的时光里，恐怕连他也难以准确说出自己究竟创作了多少首歌曲，仅先后出版的歌曲选集就有三部：《美好的赞歌》（１９８３）、《献给你的旋律》（１９８９）与《田光歌曲选》（２００４）。而这其中所辑录的近千首作品，包括了男声独唱、女声独唱、花腔女高音独唱、男中音独唱、少年独唱、二重唱、琵琶弹唱、小组唱、齐唱、表演唱、儿童歌舞等，连同他与人合作、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组歌《井冈山颂》（１９７９年），他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歌曲演唱形式，足以见证了这位在繁忙编辑工作间隙中从事创作的作曲家丰盈的艺术实绩。同时，公正的历史还在他的履历表上，写下了几首足以在当代歌曲发展历程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一席的一些名作。
１９５８年，他创作的《我爱连队，我爱家乡》（宫垂玺词）在《解放军歌曲》发表后，立即引发了部队基层官兵的极大热情与真心喜爱，他们通过在连队的教唱与学唱，很快让这首歌在部队广泛传唱，这使得这位身在编辑职位刚逾而立之岁的作曲家首次大面积收获了自己创作成功的喜悦。而他的另一首《民兵扛起枪》（孔祥雨词），则是在１９６２年那个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其时，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与海峡对岸均出现了某种反华风浪。我们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困难，也要全民皆兵、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而民兵作为强大国防军的后备力量，时刻准备听从祖国召唤歼灭入侵之敌，便成为了一种时代的心声。那时，全国只要有民兵操练的地方，就会唱响这首“民兵扛起枪，浑身有力量。生产劳动是能手，练兵斗志昂……”的雄壮战歌。难以知道当时有多少青年是听着或唱着这首歌，走进英雄的民兵队伍行列的，而它所证实的却正是这首歌曲巨大的社会作用与艺术价值。
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只要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都会想起文革风暴掀起不久的一首歌曲：“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您是各族人民心中的太阳，您是祖国解放的指路明灯……”如此极易上口、人人能唱、一唱就会的歌曲《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晨钟词），从１９６６年初夏产生不久，就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不胫而走，迅速唱响了泱泱神州，唱热了八亿颗心。今天，在这首歌曲产生40余年之后，当我们带着对它唱响中国大地时的鲜活记忆再去认真审视它的时候，就不能不惊喜地发现，先生在赋予歌曲强烈的行进节奏感的同时，又融入了浓郁的抒情因素，从而成就了这首歌曲与众不同的艺术品质。而这一艺术特点又恰恰体现出了他对当时时代最强音通过歌曲这种最具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加以表达的最佳方式的精妙选用，它所显示出的正是作者对生活、对时代以及对人民心声把握的准确、恰当，令人叹服，其收到让人赞不绝口的社会效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产生于１９７１年的《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应当是田光先生毕生创作的一首力作，其所引发出的艺术震撼力，难以估量。须知，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在歌曲领域里，随着“语录歌”与“红太阳颂歌”的热潮逐渐退去，除了几个革命样板戏之外，也只有《国际歌》、《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大海航行靠舵手》支持着八亿人民的歌唱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歌唱的如饥似渴需求，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可是，由于“四人帮”对艺术创作的禁锢与扼杀，使得歌曲除了歌颂领袖、党、祖国与歌颂文化大革命及新生事物之外，对其它题材的涉猎，无异于要去冲破“禁区”，是需要胆识、需要谋略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们在对“歌颂北京”题材选择上所表现出的聪颖与智慧——它虽然仍然是遵循着一种大题材的创作走向，却悄无声息地挣脱了程式化绳索的捆缚，从而在当时的文化专制条件下，获得了一种对颂歌的新开拓，争得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度。同时，在当时中美关系正在解冻的国际气候条件下，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其声誉与地位无疑都获得了一次空前提高，而对北京的倾情讴歌不仅是人民群众抒发自豪情怀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对作为曲作者主笔的田光先生在对曲调的风格走势的判定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当他最后确定了“凡属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特点均应该避免，而同时又必须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见田光《创作〈北京颂歌〉的回顾》）的创作原则后，便依从歌词所表达的情绪变化，恰如其分地驾驭自己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从而使这首舒展、开阔、充满民族自豪感与时代气息的歌曲，以浓厚的抒情色彩，摆脱了当时颂歌的套路与模式，成为当时作为共和国首都的北京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颂歌，直到近40年后的今天，这首歌曲力作仍在延续着自己的艺术生命力。这本身足以充分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思想才智与艺术功力。
一位作曲家如果能有几首被尽可能众多的人民大众所欣赏、所喜爱的作品，自然会提升其人生的价值系数，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因而值得尊重。但当一位以编辑为职业的作曲家把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时光、才智以至生命，更多地浸润在对他人作品的判断、遴选与修改中，渗透在为成就他人的付出中，其艺术业绩更加令人仰慕。
从１９５３年起，刚刚２８岁的田光，在承载起了音乐编辑的职业使命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虽是锲而不舍、却是纯粹“业余”的歌曲创作。正是基于此，当我们更多的是从田光的作品来认识他、走近他的时候，更会为他将自己最美好的人生年轮不是交付给了创作，而是交付给了组稿、阅稿、改稿、发稿、校稿的循环往复、不断重复的过程，交给了一种甘做人梯、勤于奉献、而又甘于被人忘却的事业的精神所钦佩。而他的作曲家业绩的光彩却正是在这种终年累月、日复一日无声奉献的间隙中才逐渐闪现出来的，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而当我们仔细翻阅田光先生的3册歌曲选集时，总会不时发出这样的赞叹：一位德高望重的作曲家，几十年来能够始终如一地同难计其数的歌词作者合作，这在当今知名作曲家中是并不多见的——这些歌词作者除了少量专业作者之外，从职业上看，可以说是行业纷杂、职务各异，而绝大多数都是身处基层的歌词爱好者，同他们的合作偶尔为之并不足奇，而年复一年地通过信函往来进行合作，则确实是需要一种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来支持的。
与田光接触过的人大都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他的谦虚温和、平易近人，他的善解人意、虚怀若谷，他在语调平和的谈话中所透露出的真挚、热诚，都会让人极易贴近他的内心。而同他合作过的人都不会不被他对艺术的认真与对友情的尊重而感动——每每合作一首作品，他总会反复修改、不厌其烦。由于合作者大多不在一起，他只能依靠信函，每修改一次、哪怕是一个字、一个音符，他都会工整地用复写纸重抄一遍，给词作者寄去，反复征求意见，直到彼此都感到满意为止。与此同时，他的歌曲作品有时会有与其他作曲的同行合作的实例，这中间又常常会是这样的情况：他写成了初稿在征求修改意见过程中，对于朋友提出的建议，总是悉心斟酌，哪怕是一点点的修改，为了尊重他人与记载友谊，他便一起署名……在5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田光就是这样，一面精益求精地创造着自己的歌曲艺术，一面在这种个性化极强的创作中坚守着自己仁慈和善、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质。直到晚年，他仍以年逾八十的高龄，为不断从各地寄来的众多无名业余作者的歌词谱曲，这种不为名利所惑的锲而不舍的创作精神、这种不被势利所蔽的平等待人的生命境界，是格外值得称赞的。
在3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稿件常常如雪片般飞来，选稿却如大海捞针。先生曾说：“有的作品不完整，但只要有一两个好的乐句，甚至一、二小节别致的旋律，就无论如何要把它改出来，让它能够问世。”此刻，在作为作曲家的田光先生已经永远离开我们远去之后，我在情不自禁地叩问，这些年间，有多少在昨天与今天的词、曲作家们的歌曲作品是经过他的审阅、修改而最后得以问世的？有多少作者最后由衷地在稿件的右上角加上田光的名字，发表时却被田光的手悄悄抹掉了呢？换句话说，田光先生在直接与间接与难计其数的作者的交往中，曾将多少自己富有才情的乐思悄无声息无私无偿地留在了别人的作品里？又有多少人是在他的双手全力扶掖之中逐渐走上歌曲创作之旅、甚至成为了当今歌曲创作的扛鼎之辈……我想，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证实着他的人品、人格与人生价值。历史的车轮飞转到了今天，当人们的欲壑从未像今天这般深不可测、当人们的人生价值观从未像今天这样唯我、当社会的物质化从未有今天这般比比皆是、令人咋舌的时候，再来审视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品格的高洁与胸襟的坦荡，我除了捧出一种更高的崇尚与更深的敬仰之外，就实在难以用准确的语言加以表达我的感悟了。
“行高者，名自高”。当我一次次回溯他毕生为之身体力行、孜孜以求的歌曲创作事业，当我一遍遍聆听他留给世人的将抒情与力度如胶似漆般糅为一体的曲曲歌韵时，我想到的总是先人留下来的这句千古闪光的真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２００５年先生80岁时，获得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虽然没有光环照耀，也没有鲜花相伴，却是褒奖等身，重量非凡。这是对他毕生为人为艺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评价，想必驾鹤西去的先生，也会为之悦然无憾。
总相忆，相忆情难尽——在这无尽的相忆中，愿先生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