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阎纲的名字，很早；大量读他的文章，是在上大学期间；但认识他，却是在我博士毕业留京工作以后。读他的文章，想象他个头矮小而性格外向，及见其人，才知道自己的想象实在是大谬不然。

    然而，阎纲虽身材长大，如玉树临风，但却和气载柔，英气含刚。其人如此，其文亦然，用“刚健含婀娜，端庄杂流丽”来说明他的性格和文字，是十分妥帖的。表面上看，他文质彬彬，说话轻声细语，举止镇定从容，仿佛秋天静静流动的深水。但他还有另一面，有不愿安分、随顺的一面，有陕西人生冷硬倔、敢拍桌子掀板凳的脾性。事实上，正是凭着这股“牛犊顶橡树”的犟劲，他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那些高呼大喊的文字，才蓄满了突突上发的勃郁之气和冲决之力。

    “水中吐火”是古人形容小说叙事的奇异效果的意象，适合用来评价阎纲的评论文章。是的，阎纲的评论文字如“水中吐火”，纯净而热烈，显示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挚爱和忠诚，显示着他对排抵极“左”思潮的勇气和决绝。他是对８０年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批评家。可以肯定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勇敢和无畏，没有他的仗义执言，一些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触及尖锐问题的作家，就有可能被遗忘、被埋没，一些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就有可能被遮蔽、被忽略。

    阎纲把人道主义当作自己的文学纲领，把关心人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当作文学的任务和使命。他通过捍卫文学的价值和自由，来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总之，如何把人从非人的异化状态里解放出来，如何重新在神与鬼之上确立人的位置，是贯穿在阎纲至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性文字中的核心问题。而坚持不懈地为此而努力，是需要良知和勇气的，是需要一种火一样热烈的硬汉子精神的。白烨在《余在古园》的序文中说：“阎纲以意识形态上的反‘左’，职业道德上的打假和艺术创新上的扶新，表现出了一个知识文人在社会和文化转型之中的清醒、冷静和正直，这是社会良知之所在，也是阎纲的价值之所在。”他的评价是准确的。

    进入９０年代，商潮澎湃，文学淡出，作家失态，批评家失语，阎纲先生的心境，也像秋风扫掠过的原野，空旷而寂寞。面对乱象迷眼的文学“现场”，面对“经济转型期”文学评论的尴尬，他内心充满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困惑”和无奈。但关于《白鹿原》和韦君宜的《露沙的路》和思想性著作《顾准文集》等的评论，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文章中，阎纲关注和思考的，依然是民主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现实的问题和历史的教训，依然是知识分子的境遇和“人的尊严”这类重大问题；追求的依然是“智者的广博，仁者的旷达，哲人的深郁，大境界，大写意，大手笔”，运用的依然是负重若轻、嬉笑怒骂、淋漓痛快的杂文笔法。

    阎纲先生９０年代以来的写作兴趣在散文。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水，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阎纲散文的风格是平易，是亲切，是坦率，是真诚，是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和潇洒。他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不落俗套，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他的散文属于那种有价值重心和意义指归的散文。

    他欣赏散文的“悲剧色彩”，强调散文写作要“自由”，要“真诚”，要“有感情”，要含纳沉郁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内容。他甚至说“散文是老年，小说是中年，诗歌是青少年”。他每有“老年”之叹，心境似乎也很悲凉，喜欢说一些伤感的话。“怀旧，恋土！伤逝，惦念！”这也难怪。爱女一病不起，老友乘鹤西去，深哀巨痛，亦云极矣，焉得令人不伤悲，焉得令人不泪垂。

    阎纲先生说：“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他用散文哭自己的忧伤。他的那几篇追忆性的散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哭出来的。他的最令人伤怀动情的散文，每一个字里都有从心里流出来的血泪。阎纲说黄秋耘“相信眼泪”，他自己也相信的。邵燕祥说黄秋耘是“血泪文章战士心”，阎纲亦复如此。他的名篇《我吻女儿的前额》，动情伤心，肝肠寸断，读来令人鼻酸泪痛，有撕心裂肺之痛！阎纲先生的这篇悼亡伤逝的血泪之作，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神奇力量。

    体验过人生哀痛的人，生活态度通常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总愿向幽静少人处去，也格外珍惜那些最宝贵的事物。阎纲先生似乎越来越惜时惜生。一些无足轻重的研讨会，他都不再参加。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像以前那么经常了。我知道他想多读一些好书，多写一些让自己满意的文章。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我愿阎纲先生的精神之树枝叶繁茂，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