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文学，出现过两次“井喷”式的高峰。第一次，是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一批称之为“五七”战士（即１９５７年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的重返文坛；第二次，是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即第四次作代会前后，一批耀眼的新星崛起。记得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后，先是全力以赴创办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待到从维熙在１９８５年夏天上任总编辑之后，才全面启动出书业务。他上任伊始便大展宏图，提出了出四套大型丛书的构想。这四套丛书是：当代小说文库、无名文学丛书、作家参考丛书和开拓文学丛书。作为小说编辑室主任，前两套丛书的编选责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当代小说文库，是出版优秀的长篇新作，组稿对象以著名作家为主，而无名文学丛书，则是以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为己任。从维熙在向我交待任务时，说龙世煇和房树民两位副总编商量过了，为了使无名文学丛书尽快推出，拟请当时的“四小名旦”（即《萌芽》《青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杂志）各编一本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选同时推出。我虽无编书经验，但凭借我对文学创作现状的了解，斗胆否定了这一方案。其理由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文学新人，大都起点很高，好些“一鸣惊人”的佳作，往往是在更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当代》《十月》上以显要位置问世的。若是只选“四小名旦”所发作品，则肯定有一大批一流作品被排斥在外，那就很难保证这套丛书的高质量了。于是，我提出了一个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的方案，并改名为文学新星丛书。列入第一辑的五名作者是：阿城、王兆军、莫言、刘索拉、何立伟。从维熙说，你的主意很不错，尤其是让阿城打头，表明这套丛书的起点很高。可是，他的稿子你有把握组来吗？我说，你同意这个方案，我就尽力而为吧！
后来，阿城听了之后说：“书稿我可以给你，但作家出版社刚恢复出书，我不知你们装帧设计的水平如何？说实在的，国内图书的封面我很少有看得上的。这样吧，你们先把封面设计图搞出来，如果能让我满意的话，我就交稿子给你。好吗？”
我知道，阿城原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世界图书》当美编，艺术鉴赏水平很高，绘画功底又颇深，对自己第一本书的装帧设计当然会相当苛刻了。我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还接受他的建议，这套丛书采用国际流行的小３２（实际为３６）开本，即便于读者携带的所谓“口袋本”。在当时，国内还很少有厂家具备这种开本的印制工艺。看似阿城给我出了道难题，但实质上是促使我去闯出一条新路。当时作家出版社还没有自己的美编，我回社之后，就找来许多新近出版的图书作参考，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最后选定曾为《理智之年》设计封面的青年画家王效宓来担任这套丛书的特约美编。
我向他介绍了文学新星丛书的全盘构想与第一辑五位作者的作品内容与风格，没过几天，他就送来了《四王集》（阿城的小说集最初定此书名）的设计稿。我一看，惊喜极了：图稿不是用笔画出来的，而是别出心裁用多种颜色的剪纸拼贴而成，既新颖又极富中国民间艺术特色。尤其令人赞叹的是，扉页上的图案是一只报晓的雄鸡，而封底上的图案则是一只碎开的蛋壳，寓意为脱颖而出、一鸣惊人，正合我们推出文学新星丛书的初衷。我当天就把王效宓的设计稿送到阿城家去请他判别，他也竟一眼相中，并说：“这封面设计，即使上国际展台，我看也拿得出手啦！”
阿城的《棋王》敲定之后，我就接着与王兆军、莫言、刘索拉和何立伟联系，组稿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书名分别为《蝌蚪与龙》、《透明的红萝卜》、《你别无选择》和《小城无故事》。因为都是出第一个集子，他们都很激动，记得第一次约莫言到出版社来时，他竟不敢相信地问我和责编朱珩青：“老师，我真的可以编一个集子出版了吗？”我对莫言说，徐怀中同志那么器重你，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又是我们《中国作家》的编委，加上孙犁同志也很赞赏你的《民间音乐》，你已经发表20多万字的作品，完全可以选编一个很像样的集子了！他高兴地笑了，眼睛眯成一道缝。
文学新星丛书确定五本书组成一辑，我是受了“文革”前作家出版社一套诗丛的影响。入选那套诗丛的是李瑛、严阵、张永枚、梁上泉、雁翼五位青年诗人的精品集，分别由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光未然、臧克家、田间、严辰、戈壁舟为之作序，出版后在年轻一代的诗歌爱好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当年，我就是读着这套丛书学习写诗的。由此我想，编文学新星丛书，为的是推出新人，也就必须借助老作家和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的力量，请他们分别来为“文学新星”作序，在创作上给予点拨。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而且也会使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学青年从中受益。新时期涌现出的文学新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坛前辈、著名作家的关注和重视，像汪曾祺、严文井、秦兆阳、鲍昌、徐怀中、胡正、林斤澜、蒋子龙、李国文、葛洛、周克芹、张锲、刘心武、韩少功、李陀、刘锡诚、崔道怡……都相继加入到为这套丛书作序的行列，成了提携一代文学新人的一群可敬的伯乐。
当时印刷业还处在铅字排版阶段。按常规，一本书的出版周期，为半年左右，即便是加急，至少也得三个月。按计划，我们的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到１９８６年春天才能面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棋王》在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就以一流的印制水平出版了，从我调离《中国作家》编辑部到图书编辑室任职算起，仅两个月时间。出版周期之短在大陆出版界，可以说是空前的。为何《棋王》的出书速度会如此之快呢？这主要是因为要到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书展”上去发售作者的签名本。
１９８５年底，阿城如期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内地作家赴香港首届“中国书展”发售了《棋王》的签名本后，有数十家媒体争相作了报道。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由于《棋王》是在尚未有新华书店的征订数时赶印出来的，我们确定了一个保守的印数：１５０００册。然而，未曾想后来接到的征订数却不足８０００！于是，读者在新华书店买不到《棋王》，便纷纷找到出版社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批找上门来购书的热心读者。有一天我到阿城家去，还碰巧见到了一位名叫潘明笑的法国朋友。潘明笑先生告诉我，他和阿城同龄，是专程来中国研究“知青”问题的，跑遍了北京所有的书店，都没能买到《棋王》，就只有找上门来，当面向阿城讨要。阿城说，已有好些外国的读者朋友来找过他了。这使我感到，属于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必将属于整个世界。
去年初冬，我随北京朝阳区文联去红旗渠采风，在安阳下车之后，同行的谭宗远顾不得用中餐，就淘书去了。在我们快吃完饭时，才见他归队，兴冲冲地对我说：“我还真淘到好书啦！看，你当年编的文学新星丛书，我淘到了几本。”赵国培和另一位文友忙说他们也曾满京城搜寻过这套丛书，就急忙赶到旧书摊上去了，并还各有收获。但离配齐这套书，还差得远，就问我这套书为什么不再版呢？2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在四处淘这套丛书，作为始作俑者，回望文学新星崛起时的景象，我依然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