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不断提高的同进也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益

    ● 事实上，主旋律文学在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极大超越了早期的单调格局，在内容表现上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艺术形态与技巧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思想上、艺术上的重要成就与巨大突破

    ● 未来的主旋律文学应具备对社会现实的更有力的切入能力，它应具有对各种时代问题，尤其是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时代危机的应对勇气并把握它们的思想的与艺术的能力

    这里所说的主旋律文学以小说为主，大体上是指那些反映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或社会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

    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并不仅限于官方政策或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而是宽泛地指称国家肯定或赞赏的各种社会主流价值。主旋律文学正面传达着对于这些价值的肯定与确信。相比较而言，所谓“纯文学”则往往致力于探索社会、人性的复杂性，其中不乏负面信息的呈现，甚至包括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某种程度上的质疑，在思想立场上比较暧昧。在技巧上，主旋律文学更多讲求情节性，在叙事上相对传统（既包括19世纪的西方叙事传统，也包括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而“纯文学”则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复杂性与探索性。应该说，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艺术方向，对于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和人类心智的丰富来说，这两种文学类型都不可或缺。我认为这两种创作类型本身没有文学价值上的高下，它们都有一个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但值得警惕的是，前者不能因宏扬主流价值而走向僵硬、狭窄和单调，后者不能因追求片面深刻而走向丧失人文立场与价值判断。

    在这一点上，人们对主旋律文学还存在某种普遍的误解。事实上，主旋律文学在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极大超越了早期的单调格局，在内容表现上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艺术形态与技巧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思想上、艺术上的重要成就与巨大突破。它与所谓“纯文学”在总体艺术水平上的差距也正在趋于消失（其实本来就是模糊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大量主旋律小说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影响。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影响往往和它们的影视剧版本的传播效应有一定关系，有一些小说作品还是和影视剧作品同期推出的“同期书”，如《大法官》、《誓言无声》等，有的甚至是影视剧的后期产品，如张晓亚版的《狼毒花》（《狼毒花》原为权延赤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2007年同名电视剧播出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同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又出版由编剧张晓亚在剧本基础上改编的长篇小说）。对于主旋律作品来说，小说与影视剧的融和、渗透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一方面说明主旋律小说较易获得改编和播出，也说明主旋律题材的市场号召力与巨大的社会阅读需求。

    主旋律小说在早期即1990年代及以前，较多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反腐败”题材和某些改革题材（以“大厂文学”为主），此类创作题材在近年来仍是重要的主旋律作品类型，它们保持了主旋律创作的延续性，但在艺术上表现得更加成熟。比较突出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比如《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著），《亮剑》、《狼烟北平》（都梁著），《狼毒花》（张晓亚著）、《军歌嘹亮》（石钟山著）、《我是太阳》（邓一光著）、《楚河汉界》（马晓丽著）、《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等。但值得留意的是，这些老题材出现了新的丰富变化和自我更新，它既表现为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也表现为艺术上的拓展。新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的框限，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使人感觉面目一新。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类型“史诗类”与“传奇类”都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阔的历史时空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此前的小说那样更多地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之中的优秀之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它们对于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代价和具体的牺牲也不再仅仅关注其升华的崇高意义，对于敌手也不再妖魔化、脸谱化，而是尽可能地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更为丰富。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国民党政治集团和国民党将领也试图做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某些将领个人的军事素质和人格闪光点，如《亮剑》中的楚云飞即为代表；对共产党军队内部的错误、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历史的天空》对八路军内部派系斗争进行了正面描写。

    新的“革命历史传奇”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它们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龙（《亮剑》）、姜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常发（《狼毒花》）等，具有异常鲜活的个性，不同于早期同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他们的血性、勇气，敢爱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鲁的性格，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各种互相矛盾的性格因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挑战了旧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的单面化的刻板形象。相比1980年代初的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刘毛妹（《西线轶事》）等形象所开创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谱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在这一题材的创作脉络上，它们的出现的确具有革命性的美学意义。

    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表现在一些亚类型的出现，比如以《暗算》（麦家）、《誓言无声》（钱滨、易丹）为代表的“红色悬疑”小说，将侦探、推理等悬疑因素和我党情报工作的革命历史内容相嫁接，制造了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也塑造了全新的革命英雄形象。另外，以《父亲进城》（石钟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去日留痕》（燕燕著）等小说为代表的追述革命父辈情感生活的革命言情小说，通过父母辈的情感史与生命史带出革命历史叙述，并将家庭伦理、日常情感和宏大的革命主题相交织，传达当代人对革命历史的认同与反思，带有浓重的抒情性和情绪感染力。再如《狼烟北平》（都梁著）在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描写中，穿插着对老北京生活的书写，展示了一幅富于民俗学意义的生活风情画卷和市井浮世绘，闪烁着京味文学的流风余韵。

    此外，反腐败题材和新改革题材的创作也成果颇丰。反腐败小说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张平著），《绝对权利》、《国家公诉》（周梅森著），《省委书记》、《高纬度颤栗》（陆天明著）等。其中的某些作品在沿袭此前同类作品的小说模式的同时，在对腐败问题的揭示和对其社会、人性根源的思考上也有新的进步，如《绝对权力》提出的“递延权力”现象，《高纬度颤栗》对腐败的社会土壤的深刻发问，都富于思想的启示性。“新改革”小说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国制造》、《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周梅森著）等，它们在展现社会生活深广度上有所提升，涉及了包括金融、经济、政治（也包括某些反腐因素，但主要内容不在反腐）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试图对中国改革进程进行全方位呈现，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识。

    除了这些经典的题材类型，近年来的主旋律小说还在题材领域上有新的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题材和小说类型，或者说，它把主旋律的表达空间有力地伸展到了其他的题材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具有明确主旋律气息的当代军事小说与历史小说。

    军事小说当然是早已有之，广义地说，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多也属于军事小说之列，1980年代当代文学中也有以朱苏进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一批军事小说，但主旋律文学兴起以来却很少有表现当代军旅生活的作品。而近年来的军事小说却有着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涵，比如《突出重围》（柳建伟著）、《波涛汹涌》（朱秀海著）、《DA师》（王维等著）、《惊蛰》（王玉彬、王苏红著）、《沙场点兵》（邵均林、黄国荣、郑方南著）等，它们主要反映当下的军事生活，比如演习、训练等，但它们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则是：在走向崛起的时代，中国军队如何承接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回应当代世界格局向中国军队提出的挑战，并承担起沉重的历史使命。这些作品潜藏着一种面对当代军事变革的焦虑意识以及超越了这种历史焦虑的自信的精神风貌，向人们呈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崭新形象。作为一个侧面，它们也反映了当代军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当然，也有专以此为内容的小说如《一路格桑花》（党益民著）等。

    另外，主旋律的历史文学近年来也取得不俗实绩。《贞观长歌》（周志方著）、《天下粮仓》（高峰著）、《汉武大帝》（有多部小说版本，另外还有江奇涛等著、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剧本）等。应该说，将此类历史小说归入主旋律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但这批作品已明显地渗透进主旋律的思想内容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完全应看成主旋律创作在古代历史领域的延伸。其实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为代表的影视剧作品频繁亮相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重要原因（比较典型的如《康熙王朝》在阐明反对分裂、民族团结的主题时可谓浓墨重彩，如电视剧中收复台湾的情节就在剧中占了长达18集的篇幅）。以《贞观长歌》为代表的这批小说所选取的时段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和此前历史小说偏爱晚清形成对照），这种历史书写正是对当代中国自我想象的隐喻。

    通过以上的简要描述，我们大体可以对新世纪以来的主旋律小说的创作状况有所了解。不过，也应看到，主旋律作品也遇到了一个创作上的瓶颈期。除了创作上的模式化现象还需进一步打破之外，在反映社会的深广度或者说思想能力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当然，某些优秀作品也显示了这种提高的趋向。但是，面对当下时代提供的可能性，我们还是有理由给主旋律文学提出更高的期望与要求。

    我想，未来的主旋律文学应具备对社会现实的更有力的切入能力，它应具有对各种时代问题，尤其是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时代危机的应对勇气并把握它们的思想的与艺术的能力。主旋律文学应大胆地去表现当代的复杂的现实——当然不是为了简单化地揭露和道义式地批判，而是去正面地提出问题，并以文学的想象对这一时代问题做出艺术的表现。总体而言，主旋律作家还缺少足够的思想上与精神上的准备，对当代中国现实还研究得不够，对当代的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界的思想成果吸收得不够。应看到，这对于以深刻反映当代现实的主旋律作家是多么必要。尽管具备了这种知识与思想上的准备未必就会搞创作，那还需要艺术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当代作家应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真正的建设性心态，这是主旋律作家的最重要的要求，如果一些作家投身主旋律写作只是为了换取来自体制的实际的或象征性的利益，他们只能败坏主旋律文学。

    历史正在给主旋律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经过2008年一系列事件的洗礼，中国人民对世界秩序的真实面貌有了新的认识，中华民族也正在恢复或建立对中国社会道路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在这个历史前提之上，今后的主旋律创作要有新的方向。它应超越一般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层面，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叙述开发出中国文化的普适性价值，它应有对中国正在展开的历史有一种文化上的深刻肯定。这也应是主旋律工程的新的政策性方向。借助体制优势和大文学的创作格局（包括小说、影视剧、诗歌等），推动主旋律的创作转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任务。事实上，国家已经具有了这种战略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构想。在此基础上，主旋律文学应该把握住历史机遇，以具有强大情感效能的各类文学艺术形式，传达、塑造新的时代共识与文化共识，凝聚民族精神力量，为探索合理、公正的中国道路做出贡献，如果主旋律文学能产生出对中国乃至世界现实与未来的新的想象力，则功莫大焉。应看到，当下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已经开始闪现这种想象力了，比如《贞观长歌》对中国唐代处理多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的书写，已经在客观上具有了对当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的意味。

    在这方面，主旋律文学大有可为，我们也理应向它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自主旋律产生以来，人们对它有一些偏见，尤其是来自所谓纯文学界的偏见。应该承认，这和主旋律文学的某些狭隘性和弱点有关。但是，也应看到，随着主旋律文学的发展，它的优秀部分已经在思想与艺术性上不逊于纯文学，在公众阅读方面更是远远超过纯文学。但是，主旋律文学绝不能以赢得某种合法的文学身份而沾沾自喜，它应以更高远的自我期许全面超越自己观念上与意识形态上的狭隘性（往往是自我画地为牢），也超越纯文学的视野，创造出一种以真正的当下中国为对象和方法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试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不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文学吗？但以《创业史》、《红旗谱》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却创造出了一种全新性质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及人性的新想象。当代的主旋律文学为何就不能有这种艺术抱负呢？

    如果真正有了这种目标，那么，主旋律作家将和主旋律之外的有同样历史文化视野的优秀中国作家一道，尝试着去创造出中国人对当下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想象和对未来的想象。或许那时，是否表达了中国的主旋律，将成为判断所有中国文学的一个内在的尺度，它将成为真正的中国文学的某种标志。当然，那时，主旋律的称号也将不再重要——而这将是主旋律文学的最大历史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