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南方的曹俊，大学毕业后，曾分配在山东泰山管理处工作过十几年，颇受齐鲁文化的浸染。他亲临过泰山摩崖碑刻，精研过书学史论，参加过汉墓的考古发掘，其间发表诗词、散文及考古论文20余万字。1993年，他受教于当代画虎名家冯大中，研习翎毛走兽画法，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接受了“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开始大量地临摹古代优秀的工笔画作品，两宋院体画对他的影响尤深。

    中国花鸟画因其独具的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在世界艺坛上独树一帜，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不能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从1989年大学毕业至2000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结业，曹俊用了10年时间，徜徉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精研古人的理法，尝试多种笔墨的表现，涉猎人物、山水、花鸟多个门类，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工笔、写意、书法和历史、文学、史论等广博的技法和学养基础。

    曹俊是一位既能把握机遇又能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艺术家。他的工笔动物画创作时间并不长，却形成了具有独特语言的艺术世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以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为倚重，沉潜着中国哲学中一种大灵魂的涌动和对大美、壮美的推崇。对画家而言，只有自身博大的灵魂与民族的灵魂同构时，主客合一、理气合一，其艺术才能进入化境并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其作品才会超越一般的表象阐释和功利判断，使自己进入到中国哲学那种既朴素单纯却又宏大深邃的宇宙意识和存在意识之中，使大美和壮美成为创作的主旋律。观曹俊创作的《天降大任》、《造化之荣耀》，前者表现的是猛虎携子从天而降，后者刻画的是雄狮与母狮的爱恋之情，不可侵犯的野性中透出人性的光彩，充溢着东方文化精神，显现出至刚至大的崇高之美，抒写出画家对大灵魂和大美的体认和表现。同样从他的另外几幅代表作《明月悬心》、《国风》、《阳光》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体认和表现已成为曹俊艺术生命的重要精神支柱。

    面对曹俊的作品，我们很难用传统的风格范畴对其进行界定。但我们也分明地感受到，他一直以探索者的恣态踏踏实实地解决他面临的课题。诸如，在内容上，如何面向现实生活，塑造新的艺术形象，适应新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在技巧上，如何吸收外来营养，丰富传统工笔画的艺术表现力。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在新的创造中保持传统美学品格的问题。他告诉我：“在新西兰进行美术创作是幸运的，因为那里是人类的净土。我深深地被那里的自然景观所打动，过去‘岩浆涌动’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当我真的面对那些五彩的岩石和流水时，确如置身梦幻。”他还借用同乡人朱自清的话“我爱群居，也爱独处”形象地表达了在共性中以求个性创造的欲望。“爱群居”，意在他的艺术创作要融入东方的传统文化，也要融入西方文化的共同规律之中，他要在“融合中西优长”中凸现自己“爱独处”的个性特征。从他的代表作《阳光》、《造化之荣耀》可以看出，他的语言结构明显地继承了宋元以来工笔花卉、翎毛、走兽的传统技法，在取境上他又深受明代吕纪、林良开创的将禽鸟置于自然环境的图式影响，一改传统的小景小趣，而以大景花鸟意识，将猛禽野兽置于原始生态的山石野草之中，强调的是尊重审美环境的重要性。对于自然景观的表现，他没有脱离传统山水的勾皴点染技法，而画境却具有新西兰的地域特色和异国情调，在图真、容势和写生的前提下，比古人更加宏阔，更加精工细密，更加富于新意。更为可贵的是，这其中寄寓着画家的精神、理想以及对自然的感悟，然而又不是对自然的再现。画家创造性地将传统中国画的意象造型和西画的写实造型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他的作品中，那精细严谨的审美精神和借物抒情的诗意表现，使画面物象具有理想的真实，反映出大自然的美与真，从而使民族精神和人类文化不致于成为一种固有的概念，而是具有生生不息的内涵和活力。同时，他的画又有许多现代气息，于章法喜欢满，讲究大虚大实，大开大合；于造型喜欢整，不仅注重表现对象局部的细致描写，更注重整体气氛的把握；于色彩喜欢辉，讲究冷暖变化及对比关系，追求迷离朦胧的神秘意味。

    曹俊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设置在传统和现代的连接点上，置放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力，为花鸟画注入了新的生机和力量。曹俊回归自然，讴歌生命，张扬个性的花鸟画创作提示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也预示着当代花鸟画的一种推进方向。曹俊像一只高飞的雄鹰，正以俯瞰大地的从容姿态在花鸟画的新天地间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