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已在歌唱生涯中有所建树的王昆，要跟随来华的前苏联专家进行专业声乐训练，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嘱托她要学好，“总理说的学好，就是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有所提高，让自己的歌唱方式更丰富，唱起来更得心应手。”王昆对总理的话念念不忘，始终坚持。这种坚持，成就了一个独特的歌唱家王昆，之后又成就了一个独特的音乐教育家王昆。远征、郑绪岚、朱明瑛、郭蓉、陈俊华等都出自她的门下，她们各具风采的歌声，诠释着王昆对音乐教育的理解，她说：“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要提倡唱法的多样化，风格的多样化，而不能‘千人一声’。”

    记者：您的歌唱生涯至今已有７０余年了，７０年来，您不仅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一位具有鲜明特色的歌唱家，而且培育出一批广受欢迎的歌坛新秀，而这些都来自于您对音乐独特的理解，那就是歌唱要本真质朴、得心应手。这种理解是怎么形成的？

    王昆：这个问题可以说比较简单，但要把问题说透，却不是这个篇幅之内能容得下的。我国声乐教育实际上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暂名为“学院派”和“民族民间派”吧（其实各国都存在着这个问题）。阐述这个问题稍有不慎或者已经“慎而又慎”也会被不同观点的人把对方推到对立面的观点界限之外，加以争论，何况声乐问题不是用文字可以表达得清楚的。不过，如果通过这篇访问，能引起善意的讨论也是好的，如果同时能引起具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们理解，就坦率地善意地述说我的经历，我也很开心了。

    1937年10月之后，我投身到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3岁后在县妇女救国会作宣传工作，当过小学音乐教员（学生岁数比较大），很自然地就开始了我的歌唱生涯，我给抗日军民唱抗日歌曲，也表演像《松花江上》这类的艺术歌曲。从小我迷上了河北梆子和京戏、评戏，没有老师教我，我只是摸索着走到哪里“哇哇”地唱到哪里，14岁参加了专业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1944年随团到延安，受了西北音乐——秦腔、眉户、信天游的熏陶，到1945年我接受了出演歌剧《白毛女》的任务，《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是成功的，它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元素并有所创新，这恰恰使我很方便的把自己的音乐理解和积累融合到白毛女的歌唱中。这些在我身上的民间音乐的积累，自然也融汇到我演唱的《白毛女》音乐当中了。

    记者：战争年代，不能进行专业的声乐训练，是因为条件限制，也是当时短、平、快的演出节奏所决定的。解放后，艺术环境有所好转，进行专业声乐学习也成为可能，这给您的演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昆：全国解放后，我国的音乐听众与战争时候有所不同，文艺界的领导们也认为要“发展”、要“提高”、要占领剧场。以前的演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于是几个国家级的音乐最高学府里招进大批青年去学美声唱法（其实应叫欧洲传统唱法）。１９５４年，我国请来了一批苏联专家，其中有声乐专家来指导中国的音乐教育。我被安排去跟专家学习。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曾很郑重地和我谈过一次话，他很惊愕地问我：“怎么，你也要去音乐学院学唱歌？那你一定要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学好？就是你学过之后，一定保持住你王昆的风格，不过是唱得更得心应手了。什么叫学坏？就是忽然在无线收音机中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声音，经过了解才知道是王昆。啊？怎么王昆变成这样子了？这就叫做学坏了。”总理还举了几个例子，说有几位延安来的歌唱家，本来唱民歌很有味道的，都是因为没有在学习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风格，老百姓不接受他们的改变，最后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我开始学习的第一年，还能躲进澡堂里唱《白毛女》的唱段，第二年再唱自己原来的歌就唱得不成样子了，我非常苦恼，专家们也对我说要学习西洋唱法，就要有得有失，要想“得”就要必须忘记自己原来民族民间的唱法。前苏联人民演员乌兹别克斯坦的哈里玛娜赛洛娃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她说自己改了学院派唱法之后，不再受听众欢迎了，之后又经过痛苦的练习才找回来自己。我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对于我国的观众，我比自己的苏联老师了解更多，于是请求退学。之后，极力寻找自己原来的感觉，也是经过一段痛苦的“练习”才恢复了自己以前的嗓音。到１９６４年出演《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时，我唱《农友歌》的时候，已经很顺利了，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演唱风格。

    记者：经过这一番波折，您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应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革”结束后，您开始主持东方歌舞团的工作，当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人才相对缺乏，歌舞团的一些歌唱演员都是团里自己培养出来的，您对年轻歌手的培养有了全新的认识吧？

    王昆：“文革”后期，有一次周总理在看样板戏《沙家浜》时，对我团为《沙家浜》报幕的一位女舞蹈演员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一定要保持它的光荣名称。东方歌舞团的任务就是加强国内外的文艺交流。所以，歌舞团一方面要学习很多民族民间艺术，展示给世界观众；一方面要向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介绍给国内观众。

    “文革”结束后不久，东方歌舞团恢复了原建制，我接手主持东方歌舞团的工作。怎样在新的形势下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使命？无非是两条：出人才和出作品。人才和作品必须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也就是观众会对一个剧团有新的需求。歌唱艺术是最能和观众沟通的艺术样式，于是我们决定尽快培养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既是继承民族传统风格又有时代特点的年轻演员。

    我去天津阀门厂找郑绪岚的时候，那时她是一个工人。当我听她演唱时，就觉得她乐感很好，很有潜质，是一个抒情女高音的好苗子。只是她音量很小，没有舞台经验。于是我力排众议，吸收她进入东方歌舞团。朱明瑛入团时则是我团学员班的舞蹈学员，在“文革”期间我被禁闭时，和她定有“监狱之盟”。当时我发现看守我的这个小女孩声音甜美，乐感极好。我就告诉她，等我被“解放”后，就教她唱歌。后来，朱明瑛果然找到自己在团里发展的位置，成为一位能歌善舞的演员。

    记者：这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年轻演员，您是如何去培养的？与专业院校的培养有哪些不同？

    王昆：我认为像绘画、器乐、作曲之类的艺术品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训练基本功。唱歌是艺术品种中最容易的一种，天然嗓子好，悟性好，很容易短时间上台演唱，甚至出名，甚至可说如同捅破一层窗户纸一样。但是要成为有修养的“家”、长久地被观众接受并喜欢，当然有很多学问要研究。东方团的演员大都咬字清楚，这说明我们非常注意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我认为演员离不开老师的指点，也离不开观众的培养，我认为观众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师。

    所以，我们对学生的培养就比较灵活，通过学唱一首又一首的歌来学习演唱的方法，并且尊重歌手自己的选择，让他们感觉唱起来舒服，得心应手。由于是在演出团体学习，他们的实践机会也很多，经常是一边学习、一边登台，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当然，这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开始上台演出也会不尽如人意，但这恰恰是与观众互动的好机会，让你认清观众喜欢什么，你又能展现给观众什么，这是对观众和对自己逐渐了解的过程。所以，歌舞团的演员都各有特色。远征像是一幅大红大紫的年画，郑绪岚像是婉约含蓄的工笔画，而朱明瑛则是演唱和形体动作都非常协调，构成她们不同的特点，获得观众们的欢迎。另一些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歌唱家也各有千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东方歌舞团就培养出了十几个广受欢迎的青年歌手。

    记者：在对这些青年演员的培养中，您廓清了对民族声乐的学习和教育认识，相信这对当前的声乐教育有很大启发。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声乐教育？又有什么期待？

    王昆：我们的民族声乐教育要立足民族特色，讲求风格的多样化。当然，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应该有人学习西洋歌剧，可以去国际上参加比赛，成为自己国家的歌剧人才，我们这么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人民不知道西洋歌剧是什么，连高级知识分子都不会欣赏西洋歌剧，不也成了笑话吗？应该要关注我们自己土地上产生的艺术，与我们人民的欣赏习惯和情感方式相适应的艺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演员要保持自己嗓音的特色，这也可以叫做“品牌”。东方歌舞团就是因为有各具特色的几位资深舞蹈家崔美善、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张均和各具特色的青年歌唱家撑起了自己的品牌，使它能长时间地生机盎然地活在观众的心中。目前，声乐界“千人一声”的现象，就是因为用一个模式培养学生，而且是几代近亲繁殖。从而消磨了学生的原唱个性，这不符合文艺“百花齐放”的原则，“百花齐放”就是要让歌手们都能唱得得心应手，纯朴本真。我希望能在歌坛上更多一些不同的、各具魅力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