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年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美术、书法界旨在回顾整理一年来艺术界大事小情的大事记近日纷纷出版公布。除中国美协、中国书协每年公布的《年鉴》外，由文化部支持的《中国美术大事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编写的《2008中国书法年度报告》以及一些美术、书法专业媒体所作出的年度总结，都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大事记作为记录当下文化艺术发展状况的“记事本”，因其“立此存照”之意义而成为国人及国际艺坛充分认识和掌握我国年度文化发展情况的窗口，其重要作用、编写现状也成为当下艺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纵观当今中国美术、书法界的诸多年度大事记，普遍以年代为经、事实为纬的编年体为主要写作线索，辅以历史事件为纲的记事本末体，以便于研究者理清事实的前后联系。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有的大事记力求全面，但因编著者目力有限，资讯渠道偏窄；有的则摘其要者——侧重年度事件的重要性来记录，一些艺术机构的年鉴、大事记立足于本单位、本领域来进行整理，全面性稍显薄弱，因此能够完全反映年度中国艺坛全貌的大事记就显得凤毛麟角。”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如此看待当今视觉艺术大事记的写作。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林木说，美术大事记中，国画、油画、雕塑等门类因展览、学术、创作活动丰富，故而大事记的视角与选择余地相对宽泛，但对装置、舞台美术、网络书法动态和视觉艺术教育理论等方面则涉猎甚少，这也是当代中国美术、书法大事记写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大事记此种文体对当代视觉艺术活动的记录而言，其编写的立场、规范与价值取向的进一步明确，是在专家们眼中远比“涉猎范围”和“体例表述”更为重要的话题。年度大事记要按照时间顺序简要记述视觉艺术在一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史鉴后人、彰扬学术，它要求编写者尊重历史原则，客观地论述艺坛发展变化的情况，补充档案史料的不足，并为编订历史积累资料。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冯远说，记录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历史、保存历史，使后人能够尽可能真实、客观地了解、认识处于发展变化进程中的中国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和艺术成就，使之成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典籍。

    在专家们眼中，大事记的编著者好比裁缝，布料——艺术史实已经摆在眼前，将它们做成什么样的衣服，裁缝——写作者的眼光与立场尤为关键。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邹跃进说：“根本上，它也是一种批评——如何选择史实，给后世史家显现怎样的艺术图景，都蕴含于大事记的作者所持有的对艺术的批评态度之中；而这种‘批评’能否有效建立，也全靠大事记编著者宏阔的学术立场和客观的记录眼光。”

    据《中国美术大事记》资料显示，其所记录的中国美术界在一年内的各种动态事件达到四五千条，而这一数字仅占编辑人员收集到的资讯总量的3%。“面对纷纭万象的艺术活动，哪些是真正的大事，哪些具有记录在册的价值，这个筛选的过程需要作者具有宏阔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说，在艺术事件错综复杂、活动层出不穷的今天，仅靠“太史公”一人之力，难以完成“隔代写史、当代立志”这一繁重艰巨的任务，靠团队合作就成为维护其学术性的重要保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副院长李胜洪表示，在这一方面，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机构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利用自身优势拟定大事记的编写方案、确定资料来源和编写范围，特别是在执笔和审核上增加专家力量以提高大事记的学术水平，是公共艺术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短短一句话揭示了作史记事与学术视野并重或者更为关键的一点：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大事记因为学术的保证不会流于流水账的记录，也不能与阐发论述的史书体例混淆不清。明代《太平县志》中说：“据事直书，而意自见，不著论断”，才是艺术大事记写作的根本原则。而据林木观察，当下的艺术大事记中，评论的色彩似乎多了一些，“大事记写作中还是要注意纯为记事的志与以事明理的史之间的区别，像《东北当代美术大事记1983-2006》那样，以时间为主线，辅以注解和事件相关人阐述的大事记形式，能够在丰富事件的多侧面、多角度的基础上保持大事记的客观完整性，值得后来的写作者借鉴。”

    据《中国美术大事记》执行主编蒋嵒介绍，在近5年的工作经验基础上，该编辑部制定了年度组织工作要求、档案室管理制度、资料收集计划与规范、条目查证规范、条目审查制度等许多成文规定，以期在治史记事的严谨、全面、客观的立场上更趋精进。学术的宏阔与公正的态度齐头并举，能令当代中国美术、书法大事记的编辑、写作工作“剪裁”出当代视觉艺术的完整“外衣”，才能如宋代黄岩孙在《仙溪志》中所言，让艺术的大事记起到“按是非于故实之中，寓劝戒于微言之表”的学术批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