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它各个领域一样，改革开放３０年间歌曲领域里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它在逐渐摆脱以往极“左”思潮下的某些原有歌曲创作格局的束缚后，得以在一种空前优越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环境中成长，从而使歌曲创作出现了如花似锦的繁盛局面。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创作思想的递变与观念的更新，使歌曲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空间

    从共和国诞生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的近３０年时间里，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歌曲艺术，在许多时候往往因为必须一味去配合某一时期的政治任务，从而失去其应有的艺术生命力，到了10年“文革”中，真正艺术意义上的歌曲曾经一度不复存在。所以，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的门窗刚刚打开不久，是一曲《祝酒歌》唱响了一个历史新纪元的来临。其后，在经过对抒情歌曲《乡恋》所引发出来的颇为激烈的论争发生之后，大批作者们被压抑了10年之久的创作激情，犹如河水出闸般急泻而下，《军港之夜》、《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等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便似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为新时期歌曲百花竞春般的全面繁荣的出现，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于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的10年间，—批极具冲击力的歌曲作品广泛传播并迅速获得了热烈欢迎。这些歌曲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在题材的选择与作者主体意识的体现上，凸现出了一种令人叹服的敏锐拓展力。像崔健的《一无所有》，以其融入社会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对人们自身人文精神呼唤的启示性而发人深思。而郭峰与陈哲等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则以开拓性的投射力，将“人类之爱”这一被我们尘封了几十年的理念，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而广征与徐沛东创作的《我热恋的故乡》，则以“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的正面抒写的笔触，将故乡的贫穷与困苦毫无遮掩地唱了出来。更不用说，上世纪５０年代连志愿军战士由来自“祖国的风”所引发出的对故乡思念的缕缕乡情也受到过批评的军旅歌曲，竟然也唱出了“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的真切肺腑之语。所有这些，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以来我们的歌曲历史上还是前所未见的。而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实质，正是新时期所带来的何其良好的艺术生态环境与作者所享有的何等宽阔的创作自由度，而如此宜人的艺术氛围，在我们的历史上实属珍贵。

    歌曲艺术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给歌曲园林带来了全新景观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歌曲艺术生产的方式基本上是沿着一条轨迹进行的，即歌词——谱曲——发表（或教唱）——广播——出版唱片——发行。即便是“学堂乐歌”时期的倚声填词，也基本如此。共和国诞生后，在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以至８０年代初的将近３０年时光里，这种歌曲生产的方式也基本上未曾发生过什么改变。

    而新时期到来的时间不长，由于经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在现代迅疾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与直接推动下，使得封闭了将近百年的歌曲艺术，终于领受到了诸多前所未见的诱惑。于是，在电子琴、电子音乐合成器、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全新听觉、视觉世界的强烈冲击面前，便促成了歌曲创作、伴奏、演唱与录制链条的一体化，从而改变以往歌曲生产方式的几个环节彼此相互分割的状态。而由此所引发的变化，几乎呈现出了系列化的特征：它使得歌曲作者由原本的虽然是个体生产者、却又无法脱离对乐队的依从，进而走向了一俟拥有了自己的艺术生产资料（音乐制作设备）就可以离开乐队，成为声乐产品的自主者（若兼演唱者）或半自主者。而正是这种歌曲创作上的词、曲、编配、录音、制作上的一体化，直接孕育了当今“创作型歌手”、“音乐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近乎歌曲艺术生产工厂般的“音乐工作室”的诞生，并遍及各地。所有这些变化，同样是空前的，它对促进我国新时期３０年来歌曲的繁荣，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歌曲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拓展着歌曲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同歌曲的艺术生产方式单一化一样，作为歌曲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传播方式，在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间，也基本上是沿袭着创作——报刊发表——演唱或教唱——电台广播——出版唱片的单一方式实现的。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一情况则在迅速而持续地改变着，多渠道的歌曲传播手段，为歌曲的社会影响力的扩展，搭建了多样化的平台。比如展示在舞台上的音乐会、演唱会等；展示在电视荧屏上的文艺晚会、音乐会、电视歌手大赛、电视剧歌曲等；展示在各个广播电台的、包括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展示在银幕与影院里的电影音乐与歌曲；展示在千家万户的音响与电视荧屏上的ＣＤ、ＶＣＤ、ＤＶＤ等音像出版物；通过互联网与手机传播给人们的ｍｐ３以及展示在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中那些难计其数的卡拉ＯＫ厅与群众自娱自乐的演唱活动等等。

    就当下的歌坛而论，特别应当提出的是歌曲的两大强势传媒，一是电视，一是网络。对于前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歌曲的全面繁荣，是始终依靠着电视的强力传播才得以实现的。甚至包括上述的所有传媒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的影响力能如同电视那样，可以在同一时段里吸引数亿之众的眼球。因之，借助于电视扩大其影响力，几乎成了一种众望所归。而后者则是伴随着现代工业与高科技迅猛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多媒体产品，正以它融平面文字、立体声像为一体、几乎包容了报纸、书籍、电话、唱片、电视、电影等的所有功能的巨大优势，完全打破了人们被时间与空间阻隔的局限，全面进入亿万家庭与个人的文化生活领域。有资料显示，截止到２００８年６月，我国网民数量己达２．５３亿，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而这其中通过互联网下载欣赏歌曲与音乐的，竟然占到了网民总数的８６％，网络歌曲市场之大，令人感叹。正是这一现状，决定着步入今天的歌曲艺术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化态势，正在向着全新的深度与广度延伸、扩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歌曲消费的多元化，促使着歌曲生产的多元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已经由以往以政治意识为主流的社会实现着向消费型商业社会的转变，实现着由封闭时代向传媒时代的转变。在文化市场中，作为“大众文化”重要方面军的歌曲的商品属性，也就空前显现了出来。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市场对歌曲的要求必然是：消费者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迫使歌曲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与多渠道进入市场的运行机制，不得不同时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向转化。

    一个鲜明的例证便是，经过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至今２０余年的发展，作为精神产品消费者的广大观众与听众，对歌曲的欣赏已经从计划经济年代的被动接受变成为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势必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如对民族风格鲜明的歌曲，其欣赏者多以中老年群体为主，而这个消费群体往往也是主旋律歌曲的基本接受者。流行歌曲的欣赏者则以青少年为主，这个群体则构成了歌曲消费的中坚力量，并且他们大抵都有自己的欣赏偶像，而通过音像、ｍｐ３、网络与手机等实现时尚性的歌曲消费，则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消费方式。这种歌曲消费群体在需求层面上所呈示的多样化，正体现出了广大群众对音乐需求的多品种、多口味的多样性与不拘一格的丰富性特征。而这种欣赏层面的分化日益鲜明本身，就是一种歌曲消费需求的风向标，它决定了我们的歌曲创作只有多题材、多色彩、多风格、多品种的优秀作品的源源问世，才可能不时地满足广大受众体这种多样化的歌曲欣赏需求，也才可能使音乐艺术在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事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更加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３０年歌坛持续红火的事实，显示着改革开放的昭昭业绩

    艺术发展史的本质在于变化。而改革开放以来歌曲艺术在变化之中蓬勃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３０年来我们在歌曲艺术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８０年代：百花盛开 从１９７９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主持、由全国读者与听众参加评选的、以《祝酒歌》为代表的１５首获奖歌曲开始，到１９８０年由文化部与中国音协再次主持评选的、以《祝酒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再见吧妈妈》为代表的２４首“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再到１９８４年，由文化部、广电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音协与团中央联合举办的规模更加宏大的“当代青年喜爱的歌”其最终评选出的以《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为代表的３０首获奖歌曲，均为当代歌曲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后，一场“西北风”歌潮漫卷神州，涌现出《一无所有》、《信天游》、《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热恋的故乡》、《心愿》、《黄土高坡》、《黄河源头》等一大批将西北地区极富阳刚之气、民族韵致与通俗风格融为一体的歌曲作品，以集束式的方式推向社会。而更加有趣的是，连这一时期的电视剧、电影歌曲如《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等，亦均是一批以西北、而尤其是陕北民歌为音乐主要动机的、在社会上一唱即响的歌曲，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歌曲创作春色诱人、风光万千的局面。随之，《长江之歌》、《难忘今宵》、《让世界充满爱》、《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当兵的历史》、《血染的风采》、《军营男子汉》、《爱的奉献》、《说句心里话》、《故乡是北京》、《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好大一棵树》、《丹顶鹤的故事》、《弯弯的月亮》、《好人一生平安》等，在这段持续了长达六七年之久的历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颇大的作品，构成了我国新时期歌曲创作中一条星汉灿烂、光耀天下的歌曲艺术长廊。

    ９０年代：万木葱茏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作者的创作似乎更加近于理智，歌曲的数量虽与80年代中后期相比，一度有所下降，但歌曲的门类却更加多样。就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而言，就呈现出了内容、风格以至品种的更加多姿多彩的特征，这一点在流行歌曲中尤为突出。比如《同一首歌》、《爱我中华》、《父老乡亲》、《前门情思——大碗茶》、《山不转水转》、《夕阳红》、《涛声依旧》、《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同桌的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封家书》、《雾里看花》、《歌声与微笑》、《当兵的人》、《牵挂你的人是我》、《祝你平安》、《青藏高原》、《阿姐鼓》、《霸王别姬》、《你是这样的人》、《红旗飘飘》、《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常回家看看》、《为了谁》、《懂你》、《好日子》等等。更为可喜的是，继80年代涌现出的《我们美丽的祖国》、《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嘀哩，嘀哩》等之后，此时又产生了诸如《采蘑菇的小姑娘》、《采一束鲜花》、《妈妈格桑拉》、《数鸭子》等一批优秀少年儿童歌曲。不难看出，多元化的创作思路、多色彩的艺术探究、多角度地触及生活与多类型地抒写人生，成为了这一时期歌曲作品的大致特征。

    新世纪：春色撩人 时光迈进２１世纪的门槛之后，歌曲依旧在文化市场的浪潮中不时把握受众体需求的脉搏，并在尽可能抢占主流媒体的传播平台的竞争中，实现着自己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从２００１年起至今，被群众认同后时有翻唱、或因迷恋而不断欣赏的歌曲，如《母亲》、《梅花引》、《超越梦想》、《儿行千里》、《哈什噶尔女郎》、《断桥遗梦》、《亲吻祖国》、《天路》、《父亲》、《远情》等歌曲，以及以谷建芬创作的“新学堂歌”为代表的少年儿童歌曲。仔细品味这些作品，我们不能不强烈感到，若同以往相比，它们中相当多的歌曲分明显示出了作者在对艺术更高层次的追求与探索上，花费了相当的功力，其音乐语言在更加丰富的同时，也显得更加细腻。又由于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下，不断强化着对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切入，从而加深了情感开掘的深度与对文化品格的提升。其实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是对歌曲在艺术价值取向上不断求真、求美以至求高、求雅的一种体现，它的产生无疑也是对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歌曲在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也许正预示着我们的歌曲已经开始、并且必将在艺术上更加趋于成熟与完美。

    当然，同任何事物发展进程中势必要遇到的境况一样，歌曲艺术在改革开放３０年空前优越的生存土壤中、尤其是在文化市场的物竞天择中，也不可能不显现出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在自由的创作空间中忘却以至迷失了作为精神产品创造者应有的美学理想的追求；比如，由于对数字化制作技术的过分依赖，使得一些作品中真情实感与激情的缺失；再比如，对歌曲商品属性的一味专注，导致心理浮躁，弱化了作品的感染力等等。这些，也许是当今向商品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必然，但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高度关注。须知，身处今天这个时代的每一位歌曲作者，在充分享用这个美好文化生态环境带给我们的充分自由的同时，也肩承着文艺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崇高职责。只有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艺术创造，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才可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与感情；只有用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不断创作出缤纷多彩的讴歌时代心声的歌曲作品，才能无愧于这个给予我们无限恩惠、激发我们无限才智的金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