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由中国音协主办、《人民音乐》编辑部承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徐沛东以及音乐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编辑部主编王次炤主持。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音乐在各个领域发展都非常迅速，在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方面，都是30年前所不能比的，这同改革开放30年分不开，同发展的大形势分不开。

    徐沛东说，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座谈会，是我们值得做的事情。我们都是3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实践者和成果享受者。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同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同步的，最开始可能是经济的变化，现在看更多是文化上的变化。比如当年的流行音乐“西北风”，在所有人都探索、彷徨时，起到了一个号角的作用，这就是文化带来的力量。现在我们国家从以前的几大音乐学院发展到现在的三四百家，可以说，对音乐文化的重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30年中，音乐无疑是最活跃的艺术形式、时代号角和晴雨表，记载着每个时代的步伐。今天的会议在于回顾与反思，并不是庆祝，我们更要看清我们走过的历程，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在全党都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是因为我们发展到今天，有些地方违背了科学，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也要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涵义，在新时期对音乐做出新的贡献。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做了题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的发言。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音乐学的各个学科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态。其中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更是从无到有，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迅速的音乐学学科之一，因为它是20世纪80年代“白手起家”的音乐学新学科。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戴嘉枋做了“论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中的中国音乐”的发言。他说，80年代中国音乐界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经济变革所产生的震荡，对于中国音乐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从音乐创作、演出的实践领域，流行音乐和新潮音乐在崛起和发展之后，正式步入了主流社会音乐生活，从而从音乐品种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创作园地。在音乐理论领域，音乐观念真正由一元走向了多元，在与创作领域良性互动以及与旧音乐观念的剧烈争鸣、交锋中，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说，30年成就很大，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这是个大题目，希望能把它分解开来看，比如音乐包括音乐表演、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等方面，各个方面都进行各自的总结。他说，最近我参加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在中山，我看到了合唱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后来在武汉召开的一个论坛，把我的思路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虽然合唱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其中也牵涉到音乐教育方面的问题。

    指挥家卞祖善谈到了中国交响乐30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他强调了当前对于创作重视不够的问题。他说，至今我们还没给作曲家提供一个合理的创作机制。这一点我们应该借鉴一些国家的先进做法，为杰出的、公认的、国宝级的作曲家提供良好的条件，这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蔡良玉从“学科的定位——从‘外国音乐史’到‘西方音乐研究’”、“宝贵的硕果——‘音乐学分析方法’的诞生”、“禁区的突破——两个领域中的开拓”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音乐研究方面的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俞人豪谈到“世界民族音乐”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亚非拉音乐”的研究发展而来，在研究、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从“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和“音乐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谈了30年来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情况，指出当前无论是研究工作、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各地发展情况相当不平衡，差距明显，应该对落后地区给与支持。

    《人民音乐》常务副主编金兆钧认为，中国流行音乐30年发展的特点是：实践先于理论，批评与操作分立，轨迹是由单一到多元，争议的中心是道德和娱乐。形象地说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它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是更好的产业环境、更多的理论和批评的介入，更有效的教育体系。

    此外，《人民音乐》原主编张弦、副主编于庆新也都做了发言。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教授张大龙，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朱世瑞发来书面发言，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音乐发展做了各自的回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