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小京的气质里，书卷气背后还有一种精明和谨慎——这缘于他的双重身份：书法家和拍卖师。作为书法家，戴小京是“海派”书法的代表之一；作为拍卖师，他参与了新中国的第一次书画拍卖，至今仍被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书画拍卖师”。改革开放后逐渐涌现发育的书画市场浪潮，在戴小京的人生经历中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谈一谈您书法家的身份吧，“文革”后，您考入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之后怎么又走上书法之路呢？
戴小京（以下简称“戴”）：实际上，对书法的接触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家附近住着一位书法家，跟我们很多小伙伴的父母都很熟，父母就把我们送到那里学习。所以，初次接触书法是出于父母的安排，而且很多小伙伴在一起，也觉得好玩，就跟着学习了一段时间。“文革”开始，我在小学六年级辍学，书法学习也就告一段落。但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兴趣，练习书法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文革”中的历次运动都离不开写大字报，需要写时就常常找到我，单纯从书法练习的角度来说，这对我也是一种训练。
“文革”时，我读了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算是有些积累，所以，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考取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但在大学期间，我始终没有中断书法练习，我曾担任中山大学学生书法社社长，有些成员现在在书法界都很活跃。所以，当时我们在一起也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和沟通，在书法这一方面都受益匪浅。
记：可见成为一名书法家，您多半是出于一种持续的热情。之后，您在书法界，尤其是“海派”书法界崭露头角，成为中坚。2007年1月11日，海派书法晋京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首发，作为上海书法界的“新年大戏”，这一活动受到了全国书法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而您就是促成这次晋京展的主要力量。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海派书法”的？
戴：“海派”定义的由来，应该追溯到１８４０年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当时由于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沪上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启发，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与传统的纯正的“中国味”所不同的风貌。当时，上海以外的文化圈就将这种文化现象戏称为“海派”。“海派”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文学、戏剧领域，后来逐渐延伸到了绘画和书法上来。
与以往文学、艺术领域的“派别”不同的是，以往的“派别”概念倾向于地域概念，表明的是某地域的一批艺术家具有相近的艺术理念或相近的艺术风格；而“海派”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海派”艺术家都是由全国各地云集沪上的，这些艺术家既带来了全国各地的艺术风格，到沪后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上海的大舞台上百花齐放、各尽所能，自由施展自身的技艺，在艺术界形成了自晚清以来所未见的多元化的繁荣景象，至今为后人所称道。因此，“海派书法”并非以固定的风貌示人，其特点在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而今天，我们发掘前人的成功经验，从积极的角度赋予“海派”新的内涵，如兼收众长、大胆创新、文化多元、百花齐放。《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的出版体现了我们对前辈著名书家的回顾与纪念，而海派书法晋京展就是上海书协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回顾以往成就、展示近年成果、展望未来发展的一次集中亮相。
记：除了书法家的身份外，您更引人瞩目的身份是书画拍卖师。您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的第一批拍卖师，当时是怎样想到从事书画拍卖的？
戴：我是１９９３年开始介入书画拍卖的，在朵云轩搞拍卖，在内地算是最早的。当时，张大千和齐白石的作品只卖到几千块，国内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就想借鉴拍卖的方式来尝试一下。那时候，国内没有任何相关的培训和知识传授机构，我就到香港去看拍卖会，一共去了两三次。１９９３年，就开始组织第一次书画拍卖，拍了３０多件作品，总成交额是１０００多万元，最贵的是张大千的一幅作品，拍了１５０万元。这次拍卖在国内非常轰动。这样，直到１９９５年内地出现拍卖行业协会，一些培训机构陆续开办，我就常常被邀请去为大家做示范。
记：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重身份，又怎样看待书画市场对书画创作的影响？
戴：我的性格里有好奇的成分，这也是促成我去做拍卖师的原因。当然，最关键的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观察艺术的新视角。艺术不仅包括创作领域，还包括市场领域，这两方面都需要有人来做。
对于我来说，介入拍卖行业让我大开眼界，让我接触到很多不熟悉的作品。以前自己对书画的理解比较偏颇，在拍卖中你就要学会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有的作品受欢迎，有些则不然。这对我的艺术观念的发展也是一种促进。
对于书画创作来说，成熟的书画市场会给它带来推动作用。只有在成熟的市场里，获得应有的评价，才能彰显作品的价值，这对作品及书画家本人来说，是一种尊重。尊重他们，才会有好的作品出现。作为一名拍卖师，我非常注重拍卖的品质，我始终认为拍卖师是一个中介，两只手各搀着一位朋友——买家和卖家。所以，我认为拍卖师不能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应该对健康有序的书画市场的培育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