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读者巨大反响。一时间，对“文革”的反思和质疑成为众多文艺工作者思考的主题。这种思潮同时蔓延到美术界，1979年，“文革”之后的首届全国美展“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三位四川美院在校学生的四件作品——高小华的《为什么》、《我爱油田》，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的雪》，王亥的《春》，获得了油画二等奖，震惊了当时的美术界，由此揭开了“伤痕美术”的序幕。

    高小华的《为什么》从题材到表现形式，充满着历史的反思。铅灰色的调子、厚重的笔触迥异于“文革”时期流行的美术样式“红光亮、高大全”，更为重要的是，高小华将一种对“文革”的怀疑情绪散布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不仅是高小华的疑问更是几代知识分子的疑问。随后的1982年，高小华的毕业创作《赶火车》在“四川美术学院油画赴京展览”上亮相，再次引起巨大反响。就是这样一幅作品，在2003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开始启动的时候，以363万元的高价压倒众多现当代名家，创下了当时中国油画拍卖的最高价。

    从创作《为什么》反思“文革”到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赶火车》再到体验中国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30年，高小华见证了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回忆往昔，他对“伤痕美术”和“四川画派”的感慨颇多。

    记者：提到“伤痕美术”，不得不从您创作的油画《为什么》开始说起，能否讲讲当时创作这幅作品的缘起？随后您创作了油画《赶火车》，从题材到形式以及反映的主题都有所变化，您能说下这其中的原由吗？

    高小华：画《为什么》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15岁当兵到了河南洛阳，16岁参加了全国美展，这是“文革”中间唯一的一次。17岁我到《解放军报》当美术编辑和摄影记者，这次经历非常重要，让我可以和一些开国元老的孩子在一起，了解到普通百姓很多不知道的事情，读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读不到的政治、经济、文学读物，当时对“文革”就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判断了。另外，四川的武斗相当惨烈，以至于很多年后一闭眼还有血淋淋的感觉。所以，1978年，我考上四川美院后，一有机会开始创作就画了《为什么》。其实在画小稿的时候，《为什么》被老师否定过，因为题材实在太敏感了。之后，我曾把作品的小稿和照片寄给《美术》杂志期待他们可以发表，但都没有回音。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我见到了当时的《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和他聊过天，当时我们都很激动，一直是站着聊的。据栗宪庭介绍，我的《为什么》讨论过好几次都没有敢发。后来，《美术》杂志在插页中试探性地发了出来，当然，这与当时栗宪庭所希望的高调推出《为什么》是有相当大差距的。

    画《赶火车》的时候，我主要想反映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从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始终对人和社会感兴趣。那时的我已经不想画“文革”题材了，就想关注现实，描绘更加宏大的场面。我想没有比赶火车更激动人心的了，各个阶层的人们，送故迎新、喜怒哀乐集中在那一刻，这确实是当时社会一个最好的缩影。当然，我并不是想画人多，市场人也多，但相对心态比较单一，而且局限在一地。我想反映的是最激动的和最能反映民情的场面，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当时我想画一列火车，但实在没有那么大能量。

    记者：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现在回头来看“伤痕美术”和随后出现的“四川画派”，您如何评价？

    高小华：我对“伤痕美术”的评价，30年来基本没有改变过，它是一个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现象。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要改革，思想不解放很难往前走。知识分子、文艺家当了先锋，他们不是在文件下达后才思想解放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确定该往哪走。

    至于“四川画派”，我个人认为它经历了三次浪潮：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美展”有三位四川美院学生的四幅作品获得了油画二等奖，随后出现了“伤痕美术”；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其中罗中立的《父亲》获油画金奖，带动了当时全国美术界的“乡土绘画”思潮；1982年和1984年，中国美术馆两次举办“四川美术学院油画赴京展”。我的《赶火车》、罗中立的《春蚕》、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一大批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亮相，再次证明与肯定了“四川画派”的创作实力和影响力。

    记者：“四川画派”似乎是改革开放后突然间崛起的，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四川会涌现一大批美术创作人才，并在以后的30年中，很好地延续了这种发展态势？

    高小华：近年来，对于“四川画派”的“川美现象”说法很多，大体归为两点：一、四川美院地处偏远西南的城乡接合部；二、该校相对其它美院势弱的师资队伍。客观而论，地处边远，加上改革开放的城乡接合部确实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商机、变化与活力；而川美师资力量的薄弱，正好为学生制造了一种天然宽松且自由的空间——艺术创作确实需要这两种氛围。不过我想：如果仅凭这两点就能创造出“川美神话”似乎仍然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四川有着它独特的创作“资源”：有“文革”年代举国闻名的武斗，有地处中国西南大山沟里最底层、最悲苦的农民生活与知青故事……这些都构成了当年那批最震撼人心、最吸引人们眼球的美术作品。比如乡土绘画，后来我到中央美院去教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四川画家画农民画的那么有味道？我想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出现在一环路以外就是菜地的情况，那些画家骨子里就是乡土味，他们个个土得掉渣儿，画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土特产”。

    不过，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四川画派”是一个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群特殊人才，一个特定环境下出现的一个偶然聚集，如果这些人散落在各处，而不是聚合在四川美院可能就不会有“四川画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批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成长经历，思想的相互碰撞产生了智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