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土地改革的版画,曾于年初静静陈列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展墙上,但其明亮的色彩和跳动的造型传达出的坚韧、朴拙的气息,却好像要破框而出——创作于1963年的《初踏黄金路》对于中国美协顾问、版画家李焕民,对于“高原诗画——李焕民艺术展”而言,都不啻为“创作的原乡”,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李焕民日后用刻刀与木版致力于“高原诗画”的追摹,也反映出改革开放30年,版画艺术精神的回归。
《驯马手》——发现过去社会上没有的东西
说高原是李焕民的创作原乡一点也不为过:1953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他把西藏、甘孜、阿坝等藏族地区作为“创作基地”,半个多世纪以来进驻高原30余次,领略了那片记录着热情、豪迈的土地,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获第6届全国美展银奖的版画《驯马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藏区写生,以前统购统销的羊毛供销社逐渐式微,毛纺厂开始直接到牧民那儿收羊毛。一级品收购价格高,牧民就会想方设法拿出好羊毛。看到这种情景,我逐渐感觉到计划经济在瓦解,市场经济下,劳动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为生活得幸福而努力争取。这是以前社会中没有的东西。”
李焕民决定记录这种“以前没有的东西”——抓住幸福的真实感。“但这一点很抽象,所以我只能从表现人民的力量、自信方面入手,在1984年刻了《驯马手》。”
《驯马手》中3个青年牧民刚猛而质朴的气质,与李焕民眼中上世纪80年代美术界的总体创作氛围不谋而合。“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核心就是解放思想,彻底改变‘四人帮’时期‘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术’的文艺创作方法。那时的美术青年都有着强烈的艺术激情,四川的画家们也是‘伤痕美术’的中坚力量,像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美术创作状态非常积极健康,在这种氛围中,我也发现了社会上以前没有的人性的觉醒和思想的活跃,进而通过版画形式反映自己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和感受,《驯马手》的创作思路也就源于此。”
《高原之母》——把人物当成生活的精神体
一位老年妇女凝望远方,手中拿着转经桶,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人物的静谧与转经桶的摇动对比,黑色与白色对比,使人物轮廓就像铁丝,呈现了灵魂的样貌,那是一种对永恒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追逐。《高原之母》创作于1996年,对于李焕民来说,这是他开始将人物的精神作为造型本源的一次“实验”。“50年代我刚进藏区的时候,看到藏民念经,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改革开放之后,我能逐渐感到精神生活的重要:他们都在企盼好天气、家庭的幸福,这种精神让一个民族在艰苦的环境下得以世代延续。所以我刻《高原之母》,是把人物当作精神体来刻画。”
因《高原之母》阐述了深刻的精神力量而获得1996年全国版画展银奖的同时,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大潮之中,版画画种开始被公众“遗落”,国画、油画、雕塑以及更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设计、建筑等门类勃兴,使版画变成了冷门而含义复杂的画种,或是小圈子里炫技刀法的比拼。
在李焕民看来,大环境中的版画并不能用“衰落”一言蔽之,建国后兴起的三大版画地区——北大荒、江苏、四川,继承了延安版画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传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但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没有再现版画的“黄金时代”?“因为它成为了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李焕民说。“改革开放之后,像我们这样的‘老人’还身强力壮,想把在‘文革’中浪费的时间夺回来,所以在艺术上拼命努力,版画群体也多,出了不少作品。但改革开放也同时给予各个画种充分的发展机遇,大家都‘起来’了,油画家率先发力,国画家们也都得到平反,努力创作,加上当时老百姓多年没有看过国画,对这门艺术太渴望了,有时成都的国画展,观众多到公安局都要来维持秩序。各个画种均衡发展了,证明原来版画‘一枝独秀’的状态也不是文艺发展的繁荣现象。”
而对于“冷门复杂”、“炫技比拼”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众对于版画的诸多评论,李焕民认为,“现在真可以称得上‘百花齐放’了,但‘实验室版画’提供的只是一种创作的可能性,现在很多青年版画工作者把关注点放在追求画种本体语言和学术性上,甚至在刻划印痕上下功夫,把制作当成创造,以至于观者不明白其中思想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其实版画还是需要从艺术象牙塔里走出来,让人民的生活与自己的智慧‘接上气儿’。”
《祈愿和平》——建立属于自己的审美库和思想库
与《高原之母》作品形式、处理手法颇有些相似的版画《祈愿和平》,是李焕民在2004年创作的作品,但其视野却更为开阔。“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感觉到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艺术家在创作中需要集中思索的。”《祈愿和平》中阿拉伯妇女身后的光芒颇为引人关注,李焕民说:“我希望那表征了一种心灵之光。”
“心灵之光”早在李焕民创作《初踏黄金路》时就已闪耀。在1963年创作的这幅作品中,高原姑娘拉犁的欢快动作、潇洒的形式、质朴的刀味、奔放的套色让观者感受到“解放”的感觉。为了这个场景,李焕民在阿坝州多次找寻素材。“艺术创作者应该建立自己的审美形象库,体验生活收集形象,同时从人类学发展的角度研究这些形象。”
“同时,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画家可能在普世价值观的言说层面上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建立自己的思想库,中国形象才有深刻的内涵;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很少遇到外部的创作压力,具有挑战的是我们从自身挖掘,从西方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深刻独到的艺术见解。”
说这番话的李焕民,已年届八十,缓慢的言语挡不住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思想。2006年,76岁的他还去了趟西藏。“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仍然常去高原,那里是我创作的原乡,多去那里感受和思考,可以和创作‘接上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