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的意见。我想，这绝不是决策者的空穴来风。我们必须看到，近年来文艺界吹捧之风盛行，动辄冠以“大师”、“经典”的称号几乎已成为时尚。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年，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的调动了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活力，各种高科技的手段使很多想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在梳理近些年文艺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审视最近十几年的文艺发展时，确实看到一些不足，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文艺批评的整体缺席。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文艺批评的整体缺席是指宏观方面，在具体的艺术门类当中也还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尊重艺术规律，恪守道德良知，以自己微薄的力量维护着艺术的公平。在当下这个为数不多的人群里，资华筠的名字当不可或缺。熟悉中国舞蹈的人大都知道，资华筠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舞蹈家，其首演的《飞天》、《孔雀舞》等被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告别舞台，直面讲坛，开始了由职业舞人向舞蹈理论研究的转型。在近20年时间里，她先后出版了《舞蹈生态学导论》、《舞艺舞理》、《中国舞蹈》、《舞蹈美育原理与教程》等多部舞蹈理论专著，同时出版了散文、随笔集《学而年轻》、《人世婆娑》、《过电影》等，总计约２５０万字。应该说，资华筠一改人们对舞蹈界重艺轻理的偏见。

    我和资华筠的交往已有十余年，主要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不论在我所负责的报纸副刊，还是主编的文化刊物，每次策划选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她写。换句话说，我欣赏她的文风，语言通俗，逻辑清楚，观点鲜明。

    我所以写这些，绝不是套话。因为我要向读者介绍资华筠最新出版的文艺理论专著《舞思》一书。这本书按评论、论文、人物追思和文化观察与思考四辑分类，主要收录了作者近十年的文章，其中有一半我都读过，还有几篇是直接经我手编辑发表的。作者将书名定为《舞思》，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舞蹈的思索与思考。对于舞蹈，我一直是门外汉，虽然跟资华筠这样的舞蹈名家多有交往，但始终不得其中之要领。不过，读资华筠的文章不必心存顾虑，她的文章不论涉及什么高深的理论，她总会以通俗的文字表达清楚。这点非常有别于学院文章。就个人爱好而言，我尤其喜爱作者的批评性文章。

    关于舞蹈批评和文艺批评，作者在本书中多有阐释，可用精辟二字形容。对于舞蹈批评，她认为不必把其看得多神秘，是人人皆可为的。但是，如果把其作为职业化的行当，就要考虑其特定的功能和规律。“作为职业舞评人，应当担当起对舞蹈创作（作品）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对创作思潮进行舆情分析的任务。面对公众，则应当担负起社会审美消费的引领作用，促进舞蹈美育的普及和健康发展”。而要做到这些，就要坚持“三真”精神：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心口如一的真诚表述及对艺术真谛的求索揭示。在本书中，作者收录的一些在不同时期为各种舞目所写的评论中，大都秉承了这种精神。譬如近年颇受各界青睐的《云南映像》，作者在观后理直气壮的给予充分肯定——“我们应该感谢杨丽萍以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及其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对当今舞坛以‘创新’、‘求生存’为名，实则淡化、丑化、变异民族舞蹈属性的那股不大（无真正生命力）、不小（鼓噪已久）之风，起到了健康的引导作用——示以出路。它再一次证明了文化主流队伍所承担的民族舞加工、创新任务，绝非向‘歌舞厅式’的感官刺激靠拢（那仅只是娱乐性消费的一种）；更不能以媚俗（廉价展示‘色相’）去争取市场。”鉴于我们的艺术生产往往有跟风的习惯，作者明确的提出“艺术的灵魂在于创造，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于‘独一无二’，《云南映像》绝不是唯一模式——切莫争相复制。”同时，还由此对原生态艺术进行深刻的阐释，指出“《云南映像》显然是艺术家创作的舞台艺术品，凝聚了艺术家的个性化创造和相当程度的舞台包装，而非民间艺术的‘土坯’。如果盲目的打出原生态之品牌，既低估了《云南映像》的艺术创造力，更会混淆‘文化源头’的概念。”再譬如针对１９９７年某文化名人公开提出的“中国舞‘大都是皮相敷衍’”、“（只有）与西方现代艺术接通了血脉，才能直逼生命的本质”。作者理性的阐释道：置身于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异域文化之间的冲撞和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确实日益快捷，这当然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借鉴。但却不意味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顺应趋同化的走势，更不应把新形势下不同文化的“交会”现象，误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大一统”的合理趋势。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渴望保护各自的精神领域——民族文化差异性，它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结果。对于文艺批评，她更是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有的甚至是直接写入了她的政协提案。给我印象深刻的有：“虽然是主旋律——”、“文艺评奖机制有瑕”、“遏制大型综艺晚会过多、过滥”等，特别是那篇在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反思文艺批评之七戒》一文，至今发人深省。想想那些怪味的文风吧：一腻、二套、三泛、四涩、五讳、六花、七霸——如今仍在盛行，我以为这该不是资华筠个人的悲哀与无奈吧。

    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在“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语境中，像资华筠这样的一些文艺批评工作者毕竟以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精神操守昂首于时代的潮头，尽管显得有些“孤独”，但仍不失英雄本色。有时，面对他们那些掷地有声的文章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批评家，他们的底气何来？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性格使然。我固然不排除这种说法，但我更相信这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对艺术自身尊重的选择。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艺术、缺乏对艺术献身精神的人，会对艺术有最后的发言权。对此，资华筠曾引用白求恩的话加以阐释——“党性是才能的摇篮”，即“怀有崇高信念的挚爱，是滋育才能的摇篮”。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具有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严谨的科学态度、独立良好的人格操守、坚定的人生信念、对创作动态的密切关注与把握以及对文字的熟练驾驭能力。否则，就会人云亦云，墙头草随风倒，不但成不了批评家，反而成了金钱和权力御用的工具。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本书中另外几辑中的“论文”、“人物追思”和“文化观察与思考”中的许多篇什，我也是十分偏爱的，如“和外国朋友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感念李少春先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紧迫性举措”等等，从中阅读后就大致可以真正认识和发现资华筠完整的艺术和人生轨迹。生命之旅，乃艺术之旅。艺术之旅，又何尝不是人生之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