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诗歌底蕴非常丰厚，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大诗人出现。新诗肇始之日，胡适、陈独秀、朱湘等就为现代汉语诗坛提供了丰富的诗歌文本。当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公刘、严阵、刘祖慈、梁小斌、沈天鸿等一大批诗人，以及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报》（现《诗歌月刊》），在全国诗歌界独树一帜。著名诗人刘祖慈和《诗歌月刊》的主编王明韵向我们介绍了安徽诗歌活动的情形。

    新时期的安徽诗歌扮演了思想先锋的角色，早在“四人帮”粉碎之前，安徽诗歌界就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当时在《安徽文学》工作的刘祖慈说，“文革”造成的不只是八个样板戏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文艺界经常挨整，文艺家的创作受到压制，大家都为国家命运和文学前途而忧心忡忡。粉碎“四人帮”之后，诗歌一下子就发展开来了，当时的《安徽文学》除了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还发表了尚未平反的“右派”诗人艾青、吕剑、公刘、孙静轩、蔡其矫等人的作品。1979年后，又发表了台湾诗人的作品。这些在全国都开风气之先。

    1979年2月，胡耀邦同志出席了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全国新诗座谈会，他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对推动全国诗歌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一时期的安徽诗歌遍地开花，呈现出井喷式的繁荣局面。除了“文革”前就已成名的公刘、严阵、刘祖慈等诗人以外，80年代初，合肥、安庆、巢湖、铜陵等地都涌现了代表性的青年诗人，安徽师范大学的“江南诗社”、安徽大学的“雁明诗社”等学生诗社中成长了一大批优秀诗人。梁小斌、陈所巨代表安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乔延凤、时红军、沈天鸿乃至于海子都为安徽诗歌在新时期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诸如《哎，大森林》、《广场上的黎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秋水》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应运而生的《诗歌报》成为新时期安徽诗歌的标志之一。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国当代新诗第一次通过报纸这一媒介以展览的方式走向社会前台。王明韵评价说，对于这次大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后来各种蜂拥而起的大展，无论规模、影响、阵容，或者价值、意义，已经无法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新诗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大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诗歌报》在中国的诗歌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现在的成名诗人，大部分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歌，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影响之久，恐怕是当时的创办人也没有想到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诗歌报》先后经历了三次停刊，变为后来的《诗歌报月刊》，最后改为现在的《诗歌月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起起伏伏，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但追求诗歌品质、坚持开放精神的宗旨始终没有变，见证了安徽诗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合肥和安庆仍然是安徽诗歌的两座重镇，除了这两大重要地域，安徽诗人更是分布在全省十多个地市，比如马鞍山的杨键等优秀诗人，还有大量漂在外面尤其是北京的安徽诗人。

    一个时代离开诗歌是无法想象的，诗歌同样也离不开时代。今年11月，《诗歌月刊》联合肥西县委县政府举办了一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采风活动，邀请了舒婷、叶延滨、邱华栋等国内著名的诗人、作家，来到当时也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肥西县小井庄走访参观。王明韵说，大家的感受都非常深，很受震撼。人们总觉得诗人在逃避，其实应该看具体情况。当他们走进这片土地，他们还是有话要说的，每个人都创作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