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因为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安徽文艺界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屡遭批判。尤其“文革”十年，安徽文艺界受到的打击极其严重，安徽省文联被打成了“黑魔窟”、“黑据点”，文联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坏人”、“变色龙”、“小爬虫”等等，作品被诬为“特务小说”、“大毒草”等等。老评论家、安徽省文联名誉副主席苏中，老作家、安徽省文联名誉副主席贾梦雷都是改革开放前后安徽省文联变迁的经历者，他们亲自参与了改革开放后安徽省文联的重建和安徽省文艺创作的恢复，以自己手中的笔推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新生的改革提供舆论支持。他们饱经沧桑，更能体会改革开放于中国、于文艺界、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意义。30年过去了，回忆那时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对话仍然激情难抑。
苏中：粉碎“四人帮”后，安徽省文艺界的行动比较早，19７７年元月，在上海有人维护“四人帮”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对“四人帮”的东西全面揭、逐个批、重点打、破中立的深入批判。我们当时２０多人在天寒地冻中聚在一起，批驳“四人帮”的“黑八论”，形成了一个一万多字的综合报告，吸引了国内外的很多人前来参观。这对文艺界解放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徽省委对文艺界和文联的重视也是我们的保障。安徽省文联于１９７9年２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在合肥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以期进一步搞好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尽快地繁荣文艺创作，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共安徽省委负责同志当众宣读了《关于坚决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安徽省文联彻底平反的决定》，省委专门对文联的平反做出一个决定，这在当时是唯一的。
当时，“左”的路线仍然存在，一些新的文艺创作仍然受到“左”的路线的批判。若在改革开放前，谁只要遭到这样的批判，往往意味着他的作品和人就完蛋了。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针锋相对地组织座谈会，清理“左”的余毒。在省委给文联平反后，我写了几篇文章，指出一些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在立场、立论上却仍继续着“四人帮”的观点，分析改革开放前几部作品被批判的原因，对“左”的路线进行清理。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安徽省文艺家们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30年来的创作活动非常活跃。
贾梦雷：省委单独为文联组织平反，这在全国可能是唯一 一家。文联恢复了，音协、美协、剧协和摄影小组的活动恢复了，文艺家们的名誉恢复了，安徽省作协的组织结构也恢复了……１９７８年，对我来说真是“翻身解放慨而慷”。那就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是我们的第二次生命，怎么形容都不为过。那个时期是我们心情最舒畅的时期，经常在一起喝酒，没什么主题，就是高兴，这家喝，那家喝。
苏中：恢复文联，其实也是一场巨大的斗争，我们希望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很有影响力和实力的文艺家能走上文联的领导岗位。后来开了一次很民主的选举大会，大家一次一次地筛选候选人名单，开了13天会，“文革”中遭迫害的一批文艺家开始了领导工作，解决了组织的问题，从政治、路线、组织上为以后30年的文艺发展打下了基础，保证了对“左”的路线的清理和文艺的健康发展。1980年，我们邀请全国文学界的一大批作家，包括冯牧、冯亦代、邓友梅、李准、高晓声、陆文夫、张洁、张笑天等齐赴黄山参加笔会，主题就是“新时期作家的责任”。大家发言很踊跃，引起了国内思想界、文艺界的很大关注，对文艺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调动作家歌颂新时期社会变革的责任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贾梦雷：我记得那一年黄山多雨，到了那一天却一下子就晴了。
苏中：没有，还是雨天。
贾梦雷：那可能是我心情高兴的缘故。当时我已经开始深入黄山，深入生活，采写电影剧本《情满黄山》。接下来，我们又奔赴皖东农村改革开放第一线，当时安徽有相当一批作家都去了皖东，写出了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如江流的《春回皖东》、鲁彦周的《春暖花开》、曹玉模的《鼓乡春晓》。我到了皖东之后，看到粮食大丰收，十分高兴，写了２０多篇报告文学。那时安徽周边地区没有跟上安徽的步伐，上面也有人写文章反对安徽的“大包干”制度，当时在安徽主持工作的万里同志组织人写文章说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围绕着大包干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安徽的改革开放很需要舆论的支持。我们坚定地站在了改革开放这一边。
事实胜过任何大道理。几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去过农村，在那之前，我从没看见农民吃过饱饭。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我们搞创作的人几乎全下去了，但不是去创作，而是去淮北农村屋子里抬人救人。现在这么多粮食我从没见过！我写了《粮食局长的两个夜晚》，一个夜晚在改革开放前，整个凤阳县粮库告急，只够一个晚上的供应，群众纷纷赶往粮站抢购，粮站根本无法开门，粮食局长焦头烂额。一个夜晚是土地“大包干”粮食丰收后，粮食局长又犯愁了，因为粮食根本没地方放。
这种变化对我们安徽作家是一种震撼：怎么同样的人、同样的地，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自然拿起笔来反映这种变化，为这种变化推波助澜。
因为拨乱反正的政策和现实的变化，那一段时间是整个安徽文艺创作的井喷时期，诗歌、电影、小说与时代风潮同步，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文学“皖军”不仅反映农民的土地承包，也歌颂副业，如鲁彦周、陈登科等著的《柳暗花明》、金海涛、方义华的《月亮湾的笑声》，为农民的致富呼吁。在工业题材方面，有张锲的《改革者》、肖马的《钢锉将军》。文艺环境的宽松和艺术家的心情舒畅，直接促进了文艺生产。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写，不写出来就憋得慌。安徽省作协从19８２年开始连续四次组织了淮河笔会，我们找了一条船，从河南一直开到扬州，每一次都有七八十位作家沿着淮河一路走，一路采，一路写。作家们呼吸到那个时期的时代气氛，活跃了创作思想，生活积累很厚，创作了许多作品。
苏中：简单地概括我的感受，这30年是实现自我价值最良好的时期。就我个人来说，青年时代就热切参加革命，工作非常努力，但要真正实现自我价值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开放后，对整个中国发展都是大好时期，是新的历史。我们个人的片刻闪光、片刻价值，都是时代环境造就的。这30年，做到了时代要求和个人要求的合拍，自我价值因此容易实现。
贾梦雷：还是那句话，这30年是我心情最舒畅的30年，干事最多的30年。不管是我的工作还是创作，这30年都是我个人的丰收期，除了报告文学，我还写过四部电视剧，黄梅戏就是我和别人最先搬上电视荧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