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也是恢复中国曲协３０周年的日子。作为后人，探寻前辈历尽艰辛、披荆斩棘的跋涉足迹，重温曲协重新恢复、续写新生的峥嵘历史，对今天的人们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进而激励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事业和生活。让我们一起通过曲艺拓荒者的点滴文字和只言片语，一起追溯３０年前恢复中国曲艺家协会建制过程当中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对包括曲艺在内的整个文艺战线横加摧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前身）被迫解散，机关内的所有曲艺书刊资料被查抄烧毁，全部工作人员下放到天津静海等“五七”干校和部队农场搞“斗、批、改”，曲艺团体被诬陷为“黑窝子”、“黑据点”、“裴多菲俱乐部”，协会主席赵树理、副主席王少堂，著名作家、曲艺界的良师益友老舍，原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王尊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苏州评话名家潘伯英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还制造了所谓的“陶李事件”，给曲艺界造成了一场大灾难，使曲艺在这场劫难中元气大伤，曲艺在建国后十七年里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曲艺的艺术规律在这种形势下被彻底歪曲了，“对口词”和“三句半”式的粗简表演大行其道。除极个别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曲艺节目，如相声《海燕》、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山东快书《赔茶壶》等之外，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曲艺的艺术园地几乎是一片荒芜，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界特别是曲艺界遭受“四人帮”文化专制控制的典型缩影。
在林彪、“四人帮”翻云覆雨的十年动乱中，广大曲艺工作者面对沉重高压，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用各种方式坚持斗争，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高度热爱和忠贞不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随着粉碎“四人帮”，曲艺工作者又站了起来。许多同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工作岗位，他们面对百废待兴的曲艺废墟，以昂扬的斗志和进取的精神，挑战困难，共同开辟曲艺的春天。１９７７年６月，多年来一直关怀曲艺工作的陈云同志对改进和加强评弹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对曲艺事业的及时关心与悉心指导，使曲艺界的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曲艺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曲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又获得蓬蓬勃勃的发展。
党和政府没有忘却包括曲艺在内的文学艺术事业的恢复和重建。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中央宣传文化单位领导和文艺界知名艺术家集聚北京西苑大旅社１０号楼，时任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组长的林默涵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第三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陶钝以《拨乱反正，繁荣曲艺》、高元钧以《发扬优良传统，搞好部队曲艺》、侯宝林以《请关心一下相声艺术研究工作》为题分别发言，当时贾德臣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次会议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会议。”会议庄严宣布，中断长达十年的全国文联及其各个协会立即恢复工作。在会议期间，组建成立了恢复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陶钝同志任组长，高元钧、侯宝林同志任成员。
紧接着，在１９７８年６月底７月初，在陶钝同志倡议之下，全国曲艺座谈会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来自全国、部队和中央直属单位的曲艺工作者近百人参加会议，阳瀚笙、林默涵、贺敬之、周巍峙、吕骥等有关方面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曲艺应该发扬文艺“轻骑兵”作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他们的讲话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会议期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组织举办了规模空前的曲艺演出，全方位展示“解禁”之后曲艺队伍的精神风貌，在社会上和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会议大家群情激昂，献计献策，讨论热烈，确定了今后协会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组建中国曲艺团，二是建立中国曲艺学校，三是成立中国曲艺出版社，四是成立中国曲艺研究所，五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曲艺厅。这次座谈会为协会筹建工作筹集了思想智慧和提供组织保障。１９７９年５月，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决定于１１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４日，陶钝同志在给中国文联秘书长林默涵同志的信中谈到：各协会都有外援和依靠，作协不用讲了，戏剧有戏剧研究院，音乐有音乐学院，电影有几个厂，美术既有展览馆，也有美术学院，舞蹈有一个学校、几个团，和曲艺是姐妹团体的民间文学研究会，也有个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研究工作有基地，唯独做曲艺工作的曲协，孤立无援，单身无靠，靠的是党的领导，但党不会事无巨细都来关心，当时文联给了我们在事物上、在开展工作上不少帮助。今后可能还会如此。关于协会编制问题，陶钝同志在信说：曲研会在１９５５年把我调来任副秘书长，在王尊三同志、王亚平同志的领导下，已有３０多个人，在１９５８年与文化部举行曲艺调演同时召开了曲艺代表大会，建立了曲艺工作者协会，正式地出《曲艺》月刊。在三年困难时期，党号召一再缩减编制精简人员，协会精简至１８人的编制，为使《曲艺》不停刊，我自己也参加看初稿，这是曲协最困难的时期。这次全委会上的全委和邀请的部分曲艺工作者，一致恳切地要求尽早恢复《曲艺》刊物和曲协的工作，他们一致地要求曲协的机构要健全，出版创编的工作、调查研究的工作一定搞起来。一致批评过去按人力办事的拘束作风，一致要求应当和其他协会那样，集中充足的人力，兴办久应畅办的事业。如办曲艺学校，写曲艺概论、曲艺史等，不应再拖延。因此，我们要求，不能按旧编制做缩减，从实际出发，旧编制人多的缩减，旧编制人少的增加，我们特别要求，曲艺研究工作因为没有其他单位相助，研究人员要增多一些。我们初步拟定曲协的编制办公室（３－５人）、编辑室（１５－２０人）、研究室（１２－１５人）按４０人定编制，从原在曲协工作后分配到文学艺术研究所、期刊编辑的干部大部分调回，先调足３０人，以后有人再继续补充。从信中，我们不难看出陶钝同志虽年事已高，但仍然为曲协工作尽心尽力，正像他在信中说的：“我虽然身体还健康，但已是风烛残年，经不起劳累和病菌的入侵，若不把曲协的摊子建起来，于心不安。”
为了筹备恢复中国曲艺家协会，开展日常工作，筹备小组临时办公地点设在了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１７号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负责人许光远的房间内。恭王府这个昔日的皇家院落即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前办公地，许光远同志曾在“文革”前的中国曲艺研究会工作过，这次筹备恢复协会他作为筹备小组日常工作负责人，身兼两职，当然把办公地点设在这里最为合适。
筹备恢复协会阶段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学习，正确引导曲艺工作者的创演修养和水平。此时，长篇评书《岳飞传》热播，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岳飞传》和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成为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这一现象给干涸的文艺大地灌洒了一场春雨，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筹备恢复领导小组针对这一现象组织曲艺界座谈，认为《岳飞传》的成功和受到极大欢迎的原因，不只是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依然相对贫乏从而亟需艺术滋养，也不只是传统的曲艺说书高妙精深的艺术魅力得以重新弘扬。人民群众对一部传统评书的喜爱，折射出的是对当时拨乱反正后为许多被迫害致死的开国元勋彻底平反，将大批被打倒的革命老干部尽快完全解放出来的普遍心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北徐水县春节期间有百多名曲艺演员会书，河南宝丰县马街书会有五六百曲艺艺人赶会。曲艺创作出版飞跃发展，各地出版了一批熟悉曲艺形式的文艺工作者或曲艺艺人自己写的新书好书，用纯净的内容宣传社会新风尚，自觉抵制诲淫诲盗、封建迷信的东西；天津时调《心中的赞歌向阳飞》、梅花大鼓《第二次握手》等新创鼓曲不断涌现；少数民族以说唱传播他们民族历史和民族风俗习惯，评书评话、快书快板、相声已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这些都需要认真地总结和推广。
筹备恢复协会阶段的紧迫工作是“招兵买马”组建机关队伍。在协会原有干部中，原秘书长张克夫去世，副秘书长罗扬在中国京剧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沈彭年和办公室主任鲁平在“李希凡专案组”，研究室主任王亚平已因病退休，其他业务干部多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和期刊编辑部，中国曲艺家协会人事处处长张茹霞讲到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只有许光远同志一个人上班，他的人事档案关系一直没有调来，我是第一个正式来报到的，当时我的档案没人管，自己先暂时拿着。”之后，张茹霞协助许光远开始陆续往机关内调人。人多了起来，办公场所自然不够用了，许光远同志跑前跑后，四处联系，最终在恭王府院内盖起两排活动板房，健全了办公室、研究部、组联部和编辑部（办公地点在东四八条）等机构。《曲艺》杂志１９７９年１月复刊，编辑部为此特刊发题为《光荣的使命——复刊致读者》的文章，号召广大专业和业余曲艺工作者积极投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之中。
筹备恢复协会阶段的重要工作是开展调查研究和评论座谈。这时期陶钝同志在许多事情上亲力亲为。陶钝同志自己到外地调研并撰写文章，对于突出的曲艺作品和曲艺状况展开评论和研讨。
从筹备恢复协会领导小组成立到召开曲代会这段时间，曲艺艺术转向了较为理性的阶段。长于讽刺的相声“《帽子工厂》、《特殊生活》、《如此照相》、《假大空》等节目，像一把把尖刀利刃，刺向林彪、‘四人帮’一伙，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许多曲艺工作者运用各种曲艺形式，曲艺创作的题材、风格、样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中所创作、整理的优秀现代曲艺节目和传统曲艺节目，也在逐步恢复上演，重新放出光彩。“曾经被‘四人帮’摧残得一片凋零的曲艺园地，如今已是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社会主义曲艺的大繁荣已经为期不远了。”
１９７９年秋，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代会所作的祝词，为新时期文学艺术事业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第二次全国曲代会的代表１４０多人，同时是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代表。曲艺界的代表同所有文艺界的代表一样，对祝词进行了热烈讨论，深受鼓舞和教育。曲代会充分显示了曲艺队伍的空前大团结，明确了今后曲艺发展的方向，对曲艺繁荣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开得生动活泼、气氛热烈，促进了曲艺创作、活跃了曲艺评论和加强了人才培养，选举产生了以陶钝为主席，韩起祥、高元钧、骆玉笙、侯宝林、罗扬（兼任秘书长）、吴宗锡、蒋月泉、李德才为副主席的新一届主席团，加强了曲艺队伍的组织领导工作，有效地保证了曲艺工作的健康发展。第二次曲代会正式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改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重新肩负起了发展曲艺事业的任务。也是这一年，随着全国各地曲艺工作的全面恢复，对优秀传统曲目和书目的恢复上演工作，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１９８０年５月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一家曲艺专业出版社——中国曲艺出版社，中国曲艺研究所和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也相继成立，曲艺人正在通过努力实现他们多年来的梦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三十年间，是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曲艺艺术开始全面发展的三十年。同整个国家空前的大变革与大发展一样，三十年来，曲艺艺术迸发出强劲的声音，焕发了青春的力量，曲艺工作者开拓进取，厚积薄发，沿着新时期曲艺复兴之路携手迈入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