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步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中国电影经历现实主义回归、探索和创新、现实主义的深化、电影产业化四个重要阶段，从只有8个样板戏的文化荒漠中走了出来，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如春笋破土而出。回顾中国电影30年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百花齐放，到90年代的多元并进，再到新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化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精彩纷呈。作为中国专业电影工作者的人民团体，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这历史性的转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聚焦这30年发展中的几个侧面，不禁慨叹改革开放为其带来的深刻变革与挑战。
劫后余生 重新恢复
十年浩劫中，电影界是重灾区，电影人的大家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影协前身）当然也不能幸免。整个影协被当作“裴多菲俱乐部”予以遣散，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患病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社长程季华因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被江青定为“反革命”入狱8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了“四人帮”，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召开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决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自即日起恢复活动；中国影协原有各部门及所属中国电影出版社立即恢复工作；《电影艺术》、《大众电影》自１９７９年１月复刊。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１６日，第四次文代会在京召开。劫后余生的老艺术家们久别重逢，互相问候，唏嘘挥泪。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当他说到“不要横加干涉”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持久的热烈掌声。谢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手都拍红了。邓小平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人们都明白，文艺的春天来临了。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中国影协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选举夏衍担任主席，任命袁文殊为书记处第一书记。
当时，中国影协租借了北太平庄新影厂主楼四层的东半边楼和西侧的两间办公室，所以那时电影厂的人称影协为“新影四楼”。即使四层东半边也不全是影协，中国舞蹈家协会还占了两三间屋子。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部门就是一间办公室。人数多的部门也不过两三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办公桌有时就像“四方联儿”那样拼在一起。过道两侧摆满了文件柜，连文件柜上面都堆满了东西，使过道显得更加狭窄。
难忘的“农村题材电影座谈会”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电影艺术》要召开“农村题材电影座谈会”，笔者提前去几位著名作家家里邀请。到了秦兆阳家，他开始同意了，不知道想起什么又变了卦，笔者磨了一个多小时的嘴皮子，他才答应参加。到了浩然家，一位朴实、有些显老的中年妇女说浩然不在。笔者看她的神情，略微迟疑地问：“您是他……爱人吧？”她重重一点头。知道了笔者的来意后，她十分有把握地保证说：“你放心，我让他去！”到林斤澜家去了两次。第一次他很谨慎，问参加会议的都有谁，不置可否。第二次刮着大风，笔者骑着自行车再去他家，浑身脏得像小土人儿。他很慢地说：“刮这么大风你都来了，我还能不去啊？”刘绍棠答应得最痛快，痛快得有些令笔者“失望”，而且没有了再费口舌的余地。在距开会的十天左右时间里，笔者再没找过刘绍棠，有些负气地想看看他的信用。在李国文家的桌子上，摆着他正在写的稿子，整齐得有如铅印，令人叫绝。他女儿当时还在上小学，作业的工整略近其父。李国文很谦虚，说会去开会，但不会发言，听听。
会议开始，除了刘绍棠都来了。素未谋面的浩然的到来，使笔者有侥幸之感，深深感激他的夫人。秦兆阳一烟在手，不绝如缕，神情淡定，娓娓而谈，兼有理论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生动，令人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他的话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有些是他抖的包袱，他却一丝不笑，有侯宝林的冷幽默的味道。影协领导王杰诧异：“秦兆阳在文学界都不参加会，你怎么能把他请来？”笔者却暗暗庆幸得亏请他的时候没松劲儿，其实，笔者当时对他的水平并没有太高的期望。李国文正如其所言，虽然一再邀请，却始终没有发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刘绍棠推门进来了，爽朗地笑着：“昨天夜里赶个稿子，起晚了。”笔者还没来得及起立迎接，眼泪已先唰地下来了……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当时各京外电影制片厂有一个共识：就是新拍出来的影片到北京电影局送审，一定要送到“新影四楼”听听反映。到电影局是要通过令，到影协是听专家的意见。当放一些重要的国产新片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些创作人员也往往闻讯而来。记得在放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和滕文骥的《都市里的村庄》时，放映室里座无虚席，几无插足之地。苏叔阳举着一把椅子中途进来，正没处下脚的时候，笔者把座位让给他，自己挪到银幕的右侧，几乎是紧贴着银幕看完了这场电影。
每当看完好电影，大家兴犹未尽，灯一亮，拉开凳子就座谈起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各抒己见，互相争论，壮怀激烈，毫无客套。真想听意见的创作者也达到了目的。当时没有座谈费用，也不必像现在这样反复推敲请谁不请谁，反正“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那种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气氛，直到今天也令人怀念。
一平方公里有一本《大众电影》
在文化荒漠的十年浩劫中，谁要有一本“十七年”的《大众电影》，那就成了极珍贵的物件。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大众电影》一复刊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据说，由于纸的供应比较紧张，在地方上订《大众电影》是有数量限制的，一个县也就分到有数的几份，不是谁想订就能订，要订得走后门，有特铁的关系，谁订上了当然就成了众人艳羡的幸运儿。单位出去办事，送上两本《大众电影》，就是最受欢迎的见面礼和最好使的公关武器。即使这样限制，这样一刊难求，《大众电影》还是发行到了９６０万份，《大众电影》编辑们常自豪地说，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土地，１平方公里有１本《大众电影》。《大众电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电影”。有一次，《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外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引起了轩然大波，收到了读者激烈批评的来信，可见当时中国大众接受心理底线之一斑。《大众电影》为此组织了好几期讨论。据说，当时中国电影出版社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靠一“大”一“小”，一“大”指《大众电影》，一“小”指电影小人书。
“金鸡奖”啼鸣电影新时代
１９８１年，中国影协书记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电影只有文化部电影局每年颁发的政府奖和由广大观众每年评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决定于当年设立由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评论家、技术专家评选的专业奖。因为当时是鸡年，而公鸡有司晨报晓、激人奋进之意，所以将这个奖定名为中国电影“金鸡奖”。从创立之日起，“金鸡奖”就秉承“学术、民主、争鸣”的宗旨和“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报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的原则，对于奖掖优秀国产影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金鸡奖”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导向作用，金鸡奖的评选特别是其中最佳故事片的评选一直受到中宣部领导甚至中央领导的重视。在１９８５年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野山》囊括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最佳服装六项奖。但在上报审批阶段，当时的高层领导认为《野山》的基本情节是两个男人“换老婆”，思想趣味有问题，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建议金鸡奖评委会推翻原来的决定重新评选。但经过影协召集金鸡奖评委开会讨论和单独征求意见，评委们都不同意重选，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在这种上下“顶牛”的情况下，不少电影界的人都认为“金鸡奖”这回完了，再也办不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最后中央居然认可了金鸡奖评委们的意见，上级服从了下级，体现了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这件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事，也成为“金鸡奖”评选中的一段佳话。
“百花奖”４４年后换新颜
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于１９６２年创办，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文化名人当年都曾经为“百花奖”投过票。由于种种原因，１９６３年第二届“百花奖”评奖后，一直到１９８０年，中断了１７年的百花奖才又重新恢复，当年观众投票达２８０万张。
近年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票一路走低，因此从２００４年起，协会就着手对这一奖项进行改革。改革措施经主席团讨论通过，报中国文联批准，在２００６年的第２８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时，从投票观众中（今年投票观众为１１０多万）抽取１０１名评委（电影诞生１０１年），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方式，终评出各奖项。
百首金曲重温电影百年经典时光
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电影诞生百年，而电影中的音乐也在百年的岁月中成长为电影创作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百年的电影音乐带给我们的是对往昔岁月的美好追忆，是对无数电影故事、银幕形象和经典台词的重温和回味。因此协会决定在这难忘的岁月中，举行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推选活动。并为此成立了推选委员会。
委员们对于推荐活动十分认真，在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在填写选票时，很多评委感到１００首太少了，有些歌曲真是难以割舍，但因为数量限制，只好忍痛割爱。2005年9月，从推选出的１００首歌曲中遴选了２５首歌曲，在黑龙江电视台演播大厅举办了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演唱会。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引起巨大反响
为了追寻老一代电影人的足迹，展示他们多彩的人生，中国影协在２００５年启动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工程。现在已经完成出版了包括田方、于敏、李俊、严寄洲、黄宗江、谢铁骊、王炎、王为一、王苹、严恭、秦怡、田华、于洋、陈荒煤、徐桑楚、傅正义、钱筱璋、吴印咸、崔嵬、陈鲤庭等17本传记。
这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在电影界、文艺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逐渐形成了一个品牌效应。秦怡、陈荒煤的传记被一些报纸连载。中国电影出版社专门组织了田华在北京新华书店为《搏击艺术人生》签名售书，秦怡在上海、杭州新华书店为《跨越两个世纪的美丽》签名售书，读者购书踊跃。在２００５年中国影协举办的谢铁骊从影５５周年的活动中，谢导把《两步跨人生》作为礼物送给与会的嘉宾及老部队的战友。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２００６年年届九旬，上海文艺界专门举办了《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首发式，这本书被作为礼品送给每一个到会的人。好多电影界的老同志看了这套丛书，对主编程季华和中国影协的领导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虽然晚了一些，但是，做了就比不做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认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有两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建立了中国电影博物馆，再一件就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工程。
响应中国文联号召“送欢乐、下基层”
2007年1月22日至25日，组织慰问团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举行了“送欢乐、下基层，促和谐、树新风”慰问活动。
文山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国境线长438公里，是集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和战区为一体的壮族苗族自治州。全州境内居住着汉、彝、瑶、回、傣、白、蒙古、布依、仡佬等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6.7%。全州下辖8个县102个乡（镇），均是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县，有8万多户至今还住在危房里，20万特困户需要异地搬迁，170个行政村不通电话。
慰问团的捐赠仪式和慰问文艺演出活动在文山州民族体育馆隆重举行。杨志今、康健民、王苏娅等领导和艺术家代表中国文联和中国影协向文山州捐赠数字电影放映设备一套、彩色电视机20台，并向国立希望小学的139名学生每人捐赠了一套学习用具。向长期工作在文山州边远山区的10位基层电影放映员捐赠了防寒服。
慰问团艺术家与当地演员们一道为文山的父老乡亲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电影评论工作迈上新台阶
影协于２００６年成立了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同年又创办了扶植青年创作人员的“青年华语影像论坛”，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和《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从而形成了一个委员会、三个论坛、四本书的评论格局，极大地活跃了影协的理论评论工作，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志今在看了《２００７电影产业报告》后分别作了批示，并要求写出内容梗概报中央领导。《２００８电影产业报告》和首次出版的《２００８电影艺术报告》被中国文联整理成《文艺专题报告》上报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