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随着揭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深入，随着人们对“十七年”间的文艺思潮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与邓小平同志祝词的发表，中国电影批评踏上了重新寻求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路径。近３０年来，中国电影批评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有扬弃，有坚守，有变更，有超越，有失落，而从中透视出来的历史意味，值得反思。

    电影批评回到自身

    １９８０年前后，我国文艺界一度掀起了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纷纷表示了对多年沿用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习以为常的批评标准的质疑。新时期的电影批评正是由此起步掀起了一个电影批评的高潮。这个高潮之所以能掀起、能发展，其根本动力来自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事实上20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是解放以来最为宽松的年代。这个高潮与３０年代、“十七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努力使电影批评摆脱多年来的政治教条的束缚，回到自身、回归电影本体。它与改革开放同步，与对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同步，与电影创作繁荣同步，与当时由第四代导演和崭露头角的第五代导演引领的电影创新运动相呼应，将一直主宰中国电影批评的主要模式——社会学批评，转换为以关注电影本身为主的电影本体批评，并出现了我国电影历史上难得的评论与创作互为促进的景象。当年电影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如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的文学性、电影新观念、中国西部片、电影的娱乐性等，是电影创作实践中突现的新问题，而对这些新问题的热烈的理论争鸣，又促使有诸多创新精神的电影作品的诞生。《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红高粱》《老井》《黑炮事件》等影片的问世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电影批评催生的结果，它们的出生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电影批评。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中国电影批评的繁荣，不只是表现在电影专业人士之间，也表现在千万观众之中。崛起于中华大地的群众性电影评论当时被电影界人士誉为“惊天大潮”。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无出其右。当时发表群众性评论的《大众电影》印数高达９６０万，全国各类影评刊物多达４００余种，全国各级影评组织有２万多个，每次全国性的群众影评征文，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高山下的花环》上映之际，上海市发动全市大评论，参加者竟有近千万人之多。

    上世纪８０年代真是一个电影文化大普及的年代，至今想来令人感叹不已。

    电影批评走向多元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一场文艺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在文艺界热烈展开。１９８５年，被称为“方法年”，全国性的“新方法”讨论会就召开了四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论被引入对当代文艺的研究，给文坛注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活力。而电影批评界也将视野从电影自身扩大。如导演谢飞所言“要全面认识电影”，“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认识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其他角度去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观念应该包括商品、交流工具、艺术三个部分”。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后，对电影本体性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深入，如对“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不仅表达了批评界对创作个性的不同评价与理解，事实上，也触及到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核，而对“电影娱乐性”的争辩，有些代表性的文章，已经开始运用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知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是又一次思想文化转型。中国社会及其批评进入一个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话语，以各种‘新潮’理论为边缘话语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批评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中期，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电影本体批评及引进西方理论形成的意识形态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观众学批评、电影叙事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批评范式一齐登场。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对以往单一的批评模式的反拨与整体性超越，在电影批评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电影批评家更为注重的是自己对电影的理解与阐述，追求电影批评的独立性、主观性、个体性及与他人的差异性，批评不再是试图教育、指导他人的手段，而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事实上，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高质量的电影批评已经汇聚了多种批评方法，逐步走向视野更为广阔、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化批评。

    90年代之后，社会开始蔓延一种急功近利的气氛，一种与精英文化相抗衡的消费文化、快餐式的娱乐文化开始滋长。另一方面，批评总是与创作密切相联，90年代中期电影市场进入低谷，到2001年，全年观众仅为2.2亿人次，票房收入仅为8.7亿，平均全国人民每5年才有可能进一次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互联网迅速发展，依附于网络的电影论坛与电影博客悄然兴起，并以燎原之势，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报刊，成为影评的主要阵地。应该指出，网络影评这种新的影评形式有其开放性、互动性、灵活性、亲近性的优势，为每个观众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从近几年的网络影评实践显示，这种优势并没有被准确利用，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人虚张声势、发泄不良情绪的场所与评论的公正、说理相距甚远。

    从总体而言，中国电影批评在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韵味日渐淡薄，没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继续走向深刻、走向博大、走向进步。

    对电影批评的反思

    诚然，电影批评的退缩、迷乱、无所适从现象的出现，有其外部文化环境的原因，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电影评论自身来说，也的确出现了危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检讨、认真反思。

    一是电影批评的思想根基问题。中国电影批评受社会与政治的影响有着久远的历史。我们不必讳言政治，电影批评作为一种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决计也离不开政治与意识形态，我们要研究的是电影批评中如何摆正这两者的位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二是电影批评的理论根基问题。中国的电影理论一直是薄弱的。尽管近百年来中国电影理论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尤其是在８０年代以后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始终未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三是电影批评的异化问题。随着现代社会转型的加剧，电影批评越来越偏移正常的轨道。利益的驱动，使评论与广告合谋，与炒作相类。评论的失足，不仅使读者与观众逐渐远离了对电影作品应有的欣赏、体味、理解、思索的健康心态，也纵容、助长了电影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电影界曾经掀起对我国电影评论的回顾、总结与反思的热潮。时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钟惦■在１９８２年写下《电影评论落后于电影创作》一文，首次对当时的电影评论进行了检讨。时任副会长的罗艺军在１９８４年写下《中国电影评论概说》，从历史的角度对从上世纪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电影评论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分别总结了应该记取的经验教训。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８６年在钟惦■、罗艺军的主持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分别在旅顺和柳州召开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电影学年会与首届全国影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专业与业余影评工作者都在１５０人以上。这两次会议一次偏重于专业批评，一次偏重于群众影评。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电影界对电影评论着重从理论形态与历史叙述方面进行研究与反思。罗艺军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是对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整体理论思维的梳理与诠释。倪震主编的《改革与中国电影》、黄式宪主编的《中国电影电视走向２１世纪》中诸多篇什讨论了电影批评在新的年代如何扩展思路，提出了中国电影批评的批评方法应该走向综合，社会、艺术、经济、技术、市场、受众等方面都应该进入电影评论者的视野。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无疑是这个时期电影批评研究的扛鼎之作，是我国第一部勾勒中国百年电影批评全貌，以新颖的历史观、电影观、电影批评观对各个阶段的电影批评进行观照、分析、研究，提出独立见解的专著。而去年出版的李建强、章柏青主编的《中国电影批评（２０００-２００７）》集中了新世纪以来社会与电影界对中国电影批评回顾、研究的几乎所有重要文章，出版后，被誉为“建构新世纪电影批评的基石”。在电影史研究方面，陆弘石所著的《中国电影史１９０５－１９４９》赋予了以多种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新视角。我们应该在这一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总结、反思，找出中国电影批评可持续发展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