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使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火炬和文化发展的先声，因此在广阔的文化疆域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够像诗歌这样，敏锐而生动地表现时代精神和传达人民心声，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像诗歌这样，以其美妙的情韵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抚慰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思想。所以，毫不夸饰地说，一个时代的诗歌画卷，就是一个民族心灵史的缩影。当我们深情地回忆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时候，同样会深情地回顾中国诗歌30年的峥嵘岁月，总结其艺术经验，旨在探寻其对于建构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
历史前进与诗歌回归
短短30年，在人类历史上仅仅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我国诗人们在经历了长久的思想禁锢、万马齐喑和心灵扭曲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也赋予诗人们一种机缘和权利，用自己真实的目光去瞩望世界、观察生活，去表现真歌哭、真性灵。新时期诗史上第一道明媚的阳光和第一道亮丽的风景，是诗人回归和诗的回归。那些被囚禁、被放逐、被排斥的诗人们，纷纷从炼狱中走出，从荒漠中走出，艾青、牛汉、绿原、曾卓、公木、公刘、张志民、邵燕祥、孙静轩、唐祈、唐■、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流沙河等，大批成就卓著的诗人，重新恢复了艺术生命，创作出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艾青的长篇抒情诗《光的赞歌》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是新时期诗史上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两座光华四射的丰碑，前者俯瞰人类发展的历史，去认识光的作用，他把光视为智慧的象征、力量的象征、希望的象征、创造的象征，他猛烈地鞭挞了历史上一切暴君妄图垄断光明、愚弄人民的本性，坚定地指出人类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诗人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我们刚刚经历的一场民族灾难相联系，从而揭示了真理的普遍性。而后者是他站在历史的废墟上引发的广阔的联想，让古罗马奴隶制度时期奴隶们在奴隶主的威逼下相互厮杀的残酷情景，在他记忆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心灵屏幕上迭印出来，引发人产生深刻的历史感。牛汉的诗集《温泉》可视为新时期诗坛上引人注目的新收获，其中《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鹰的诞生》等许多篇什，都是石破天惊之作。牛汉的诗是他的生命形态和性格的外化，在鹰和虎的意象中融入他的精神气质，那种昂奋的器宇，那种乐观的情绪，那种无所羁绊的追求自由的灵魂，都给人强大的精神震撼力！绿原的组诗《西德拾穗录》是表现异国文化风景的力作，他从帕德博恩的拜占廷教堂、戈廷根的鹅姑娘、巴德埃森的一座少女雕像、波恩的贝多芬故居和日耳曼古森林的怪石群中获得灵感，引发他关于宇宙真理和人生真理的思悟。从以上挂一漏万的简述中，可以窥见历史以自己的觉醒来矫正自己的失误，诗人们以先知者的觉醒和心灵自觉去批判虚假的真实，讴歌真善美的丰富性。这是在文化领域真正意义的拨乱反正，让诗歌从单一的颂歌体势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宽广的创作道路。
并不是由于诗人的回归而让诗回归，也不是由于诗的回归而让诗人回归。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斗争哲学的结束和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开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文学创作，诗人们才有机缘回复诗的本质，再不是政治或政策的解说词，再不是假大空的呐喊，再不是千篇一律的颂词，而是诚为鲁迅所言“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发出的真声音”。一个崭新的时代让诗歌复活，不仅让那些备受磨难的老年诗人们恢复了艺术青春，而且一大批中青年诗人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以周涛、杨牧、章德益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李瑛、朱增泉为代表的军旅诗群，以舒婷、傅天琳、李小雨、李琦、翟永明为代表的女性诗人们，都以各自的风格表现时代亮色。《诗刊》举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17颗新星，以前所未有的光焰照亮了中国诗坛。北岛、杨炼、顾城等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了意象的模糊性，被人们通俗地称为“朦胧诗”，这种新的美学特征，引起了诗坛大讨论，开拓了人们的美学视野，活跃了诗人的创作思想，对后来的诗歌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此，叶延滨有两句富有哲理的诗：“民族之树长青”，“国魂醒在早晨”。是的，历史的早晨让诗魂醒来，为崭新的时代歌唱，诗人也为自己歌唱。
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
在这30年中，诗人的文化视野和心灵疆域在不断开阔，各种审美发现都是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来完成审美具象，从爱国情愫到人类命运，从乡恋情结到精神归宿，从历史之根到文化之源，从人生局限到终极价值，从爱情真谛到人性本真，从伦理习俗到哲学思辨，无不溶解于诗的意绪之中，这说明诗惟其是心灵的映像，才能更真切地谛听到世界的回音；诗惟其是心灵的天使，才能承载不羁的灵魂；诗惟其是主客观相拥抱时击溅的火花，才能以灼人的光彩辐照漫长的历史巷道和曲折的人生走廊；诗惟其是从感觉到智慧的飞跃，才能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李瑛的长诗《我的中国》可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他以哲人目光的穿透力和诗学文化的聚合力，把今日辉煌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从而思考今日民族复兴有着怎样绵长的文化渊源。他以浓墨重新描绘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从而缩短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其中他特别强调人的心理结构的嬗变和文化视野的开拓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启发思想者们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飞跃，为人类文明和历史前进提供新鲜经验。
改革开放是时代的宏阔主题，也是时代的精神命脉，不仅使社会生活产生了急剧的变革，而且也催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观念、审美意识乃至行为方式都发生递嬗。流沙河的《老人与海》是最早出现的歌颂思想巨人和世纪伟人邓小平的诗篇，它改变了传统的颂歌体式，而是以朴素从容的笔致，描绘了邓小平在海滨游泳的安闲，没有山呼海啸的欢腾，没有戒备森严的警卫，他以普通老人的形象出现在普通公民当中，而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热爱却是由衷的。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是表现当代人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的一篇佳作，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人类意识和人性光芒
新时期以来，诗歌更强化意象营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所包容的精神本质是人道主义的张扬、历史感的深化和文化递嬗，其中也包含着人格模式的重塑。舒婷从《致橡树》到《神女峰》的创作历程，就展示了文化观念嬗变中的一种崭新的人格精神和价值判断，前者的可贵之处是冲破了传统意识所浸染的依附心理，表现了女性应有的独立人格，然而就“情质”而言，仍然未摆脱“并驾齐驱”式的婚姻模式与理性选择，而后者是爱情观大胆的突破，她以新颖的意象组合，暗示忠贞之爱是美好的，但无条件地厮守却是爱的死灭，而应追求真实的爱情，不管长远还是短暂都是弥足珍贵的。
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可视为人类在艰难中开拓前进的浓缩画卷，又是以现实为基点奔赴未来的壮歌。他以大海、风暴、船夫和桨叶为主体意象，有血有肉地表现出风浪的暴虐，也衬托了生命和意志的顽强。宏阔的人文背景和鲜活的精神形态，都以意象的方式得到包容和释放，表现出大时代气息和大诗人器宇。朱增泉中将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军旅诗人，他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其思想视野、哲理意蕴和文化内涵，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诗，而是在更深层的诗学本质上体现出时代精神与人类意识。他把军人的爱国情怀与当代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融为一体；他把军人的献身精神与当代人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构成崭新的价值尺度。
我们鲜明地感觉到，随着历史前进和文化流变，越来越多的诗人已经厌弃刻板地描绘生活和空泛地赞美生活，而在意象营造中融入文化内涵，创造出真实与梦幻相融合的美学天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李小雨依然保持《红纱巾》时代的热烈浪漫，却增添了深邃的思索和深挚的情韵，以人的方式体现人的价值。任洪渊的组诗《四个女性》是写虞姬、简狄、褒姒和庄子妻，他不触及历史真伪和史学价值，而是从人性本真出发去窥探一种亘古不变的复杂的文化心理。诗人无意评说却有意引人思索：男人的伟岸和刚毅为什么溶解于女性的婉媚之中呢？为什么在生命现象中悲剧美具有永恒性？为什么残缺的美比完整的平庸更让人神往？李松涛的《警惕月色》以貂婵的悲剧故事为引线，却赋予人物新的文化内涵，与其说是表现女性文化在功利绳索中的扭曲，莫如说是对男性心理局限的批判。这部长诗的深刻之处并非是揭示出性别心理的差异致使千古英雄在女色中消融，而是希望我们去寻找“天地相拥——月光苦觅最后的童贞，心光照耀仅剩的痴情”，这才是爱的圣境。
多元互补的创造格局
诗歌是流动的美学，它的审美特征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置身于历史新时期的诗人们必然会重新思考诗的本质、重新开掘隐藏于情感深处的诗的美学，去凝视折映在个人情感光辉中的时代虹霓。于是便逐步形成一种崭新的诗歌创作格局：审美的多样性与审美特征发展的趋向性相并存。所谓多样性，主要指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创作方式的是多样的，从而打破了以封闭的思维模式所衍生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方式定为一尊的狭窄性，从而可以在更广阔、更纵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去发现新鲜的美和多样的美。在题材上既可以描绘现实生活的画面，又可以窥探内心世界的隐秘；在风格上既可以遒劲、豪放、苍朴、悲壮、粗犷、热烈、雄深、疏野，又可以婉约、柔细、静谧、舒缓、哀婉；既可以朴素，又可以绚丽；在艺术形式上，既可以写自由体，也可以是格律体或半格律体，既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既可以有标点又可以无标点，既可以较多地继承古典诗词的技巧和情韵，也可以较多地吸收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所谓趋向性，是指改革开放以来，诗人们逐步认识到意象符号应包容更丰富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内涵，使诗区别于空洞的呐喊和直白的抒情，对于哲理的传达不再是警句和格言，而是以意象的隐喻和暗示，表现对生活真理和心灵奥秘的崭新发现。
诗人们更加注重意象的含蓄性和空灵感。昌耀是一位有很高艺术造诣的诗人，他以丰富而神奇的语言表现对已知世界的凝视和对未知世界的窥探，我曾说过他的意象营造“是五彩缤纷与返璞归真的错落，有时是明月婀娜相交的月桂投影，有时是‘山阿里有融融唢呐融融烈女的郁结’，有时是旷野苍苍春雪飘飘，有时是‘童谣隐给恍兮悟兮似解非解”。于是世事沧桑、人间悲喜都在他笔下有声有色有歌有哭，让人感叹让人思悟。韩作荣的诗往往在感觉世界营造清新的意象，《１９８８年的初雪》仅仅是捕捉到落雪的感觉，不断重复“雪落下来”，“在塔松的冷绿之上，白着/在被践踏的泥泞中，黑着”，似乎没有更深的寓意，然而又余味无穷。他的《蝴蝶不是蝴蝶》仅仅是表现生命色彩的美丽，当“庞大的世界/因走失一只蝴蝶而空旷”，这种深邃的生命意识引发的我们对生命的热爱之情都是极其深切的。吉狄马加诗歌的意象群落，如同群星灿烂的秋夜里彝人在火塘边的载歌载舞，因其奇诡而悲壮，因其奔放而灿烂，因其古朴而美丽，黑色的河流，奇崛的山脉，燃烧的篝火，银色的月光，神秘的祭师，英勇的猎人，古老的谣曲，缠绵的情歌，这些何止是民族风情的具象，更是民族文化血脉铸成的图腾。２０年前我便说过，是彝魂和诗魂共同融铸了吉狄马加的艺术生命和文化性格，是彝之魂挟着爱的风暴，表现着一个光荣的民族沐浴着人性美和风情美的甘泉而生存；是诗之魂让他把绘画的可感性与音乐的暗示性融入诗的语言，从而体现出民族性与时代感的统一。
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创作方兴未艾，而且日趋繁盛。古典诗词的意象符号和语言结构，都与当代生活和语境相距甚远，都与当代人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相距甚远，因此以旧体诗词表现时代画卷十分艰难，但仍然不乏佳作。贺敬之的《富春江散歌》虽然“不拘旧律”却可视为准格律诗：“思未足，意未足，再望两台云欲呼：严公请作任公钓，谢翱泪洗日星出”，正是旧典新铸、挥洒正气；“富春江上严陵濑，东钓台旁西平台，我来观鱼鱼观我，子非柳子缘何来。”颇似前人“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的一种物我相融又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
新诗是时代发展和文化流变的产物，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旧体诗词以其美学范式和抒情方式更具体地继承了古典诗词传统，新体诗与旧体诗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生相映，从艺术形式上形成了共存的生动局面，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的文化现象。
应该特别提及的是：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大悲恸和大喜庆相衔接的一年。汶川地震是世纪劫难，然而抗震救灾过程又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诗人们以巨大热忱投入了生命大营救，创作出无数诗篇，出版了无数诗集，这是人类罕见的文学奇观！而当我们向往奥运、申办奥运、期盼奥运、迎接奥运、欢庆奥运的过程中，诗人们又以巨大热忱创作出雄浑的颂歌，弘扬了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热忱。我国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感奋，创作出生命的挽歌和赞歌，是人间最悲壮的安魂曲和最雄浑的欢乐颂。我们已经充分感觉到这对于２１世纪的诗歌创作将会有深层的启示性和引导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诗歌的道路无限宽广，中国的诗歌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