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如此。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新世纪，也是30年的历程。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的文学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30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其中就包括以社会担当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改革开放30年可以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30年，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客观再现社会现实。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曾经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将一些偏执的观点推向极端，出现了叙事与意义之间的严重错位。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在清理和批判过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偏执观点时，势必就要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建立起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使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协调起来，再一次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干预社会、启迪心智的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中短篇小说创作几乎就像尖刀兵一样正面出击，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作家紧跟着时代的步履，一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应运而生，《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啊》、《大墙下红玉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祸起萧墙》、《张铁匠的罗曼史》、《绿化树》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尤其可贵的是，作家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还写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平凡的世界》等直接表达社会心声的长篇小说。由此可见，新时期开始的小说创作充分展示了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社会和思想功效。随着现实生活的日新月异，作家们感到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难以表现新的现实，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之间再一次出现紧张的关系。一些作家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写实”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强调还原生活。它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写作，接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也大大拓宽了小说的思想空间。如《风景》、《烦恼人生》、《新兵连》、《塔铺》、《官场》、《一地鸡毛》、《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所反映的均是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普通人的世俗生存状态；而像王安忆的《长恨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女性写作，承续了现代文学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生问题。第二个后果则是使现实主义文学有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的倾向，一些作品越来越形而下，甚至演变为欲望化写作。总的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现实主义在社会转型的现实面前，其意义承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现实主义作家们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求。陈忠实的《白鹿原》力图跳出革命史叙事的樊篱，挖掘出中国现代农村变迁的深厚文化内涵。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作品完全摆脱了宏大叙事的政治功利性，直接进入到人的精神层面，仍然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思想力度。这段时期可以看做是现实主义文学由放逐意义向重建意义转化的过渡时期。

    自90年代向纵深发展以来，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伟大时代，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甚至欲望化写作，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时代特征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意义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从现实感出发，作家追求的是社会意义，以鲜明的批判精神直面现实问题。曹征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如他的《那儿》、《豆选事件》以鲜明的现实主义态度直视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臧否现实。还有如刘继明、胡学文、陈应松、刘庆邦等一批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承续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新国民性”问题。重建意义还体现在小说精神内涵的扩充上。如迟子建、鲁敏、钟晶晶等作家始终不渝地发现人性美好善良品质；而像蒋韵的《心爱的树》、葛水平的《喊山》、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等完全是从精神性进入构思，充溢着绵长的人文情怀。新世纪以来更涌现出一批意义深厚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如张洁的《无字》，充分吸收了现代思想成果，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更加清醒更加透彻，作者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来回顾和总结历史，驾驭自如地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对历史的认知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这种深度和高度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现实主义所无法达到的，这是现代思想烛照的结果，也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思想实践的广阔性。铁凝的《笨花》，关涉到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来，小说通过一个山村的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不仅化解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两种叙事方式的冲突，而且组织在一个结构中，浑然成为一曲交响中的两个主题，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贾平凹的《秦腔》，直面乡村的矛盾和困境，敏感地抓住了现代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乡村复杂的情绪，为逐渐消逝的农耕文明唱了一曲悲伤哀婉的“秦腔”，贾平凹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去书写这一切，浓烈的故乡之情讲述农村的深刻变化，表现出作者对乡土中国在改革年代命运的忧思。范稳的《水乳大地》，通过滇藏地区一百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变迁，以及几大宗教的交融和对人心的浸润，展示了信仰的力量，表达出对信仰的召唤和敬意。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史诗性的结构和繁复的叙述，重绘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地图，表达出一种和平与和谐的人文理想。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重新复活了曾被拨乱反正叙事埋没的赤脚医生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有意将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超现实、正常与非正常并置在她所述的历史对象“赤脚医生”里，在历史的错缪中去展示人物和人心，在追问历史中重绘历史版图，体现出一种时代高度的历史辩证法。

    改革开放30年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实主义文学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改革开放时代。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叙事与意义之间新的和谐，呈现出崭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