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相对于异常火爆活跃的文艺创作，确实不那么引人注目。理论文章的著述常常被挤在报刊亭或书店的一角，书摊上的文艺理论专著更是寥若晨星，常使以评论为业者显出几分尴尬。然而，３０年来，许多理论工作者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甘于寂寞，不计名利，有时甚至需要顶着各种压力和误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３０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结果，在繁华似锦的文艺园地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尽管人们可以从文化环境、学术水准、理论建树等方面指出理论工作存在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显著成绩。与文艺创作空前的繁荣发展一样，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步前所未有。
30年来，理论界思想解放，争鸣踊跃，论题广泛，研究深入，理论建树颇丰，当之无愧地与创作共同构筑起新时期文艺繁荣的大厦。可以说，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紧扣时代脉搏，与历史发展同步的时期；是着眼学科建设，文艺理论全方位跃动的时期；是追踪创作实际，切实推进文艺繁荣的时期；是理论批评强化自主意识，走向理论成熟的时期。
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１９８４年，是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清算他们在文化领域里的倒行逆施，认真清理和辨别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
在这个阶段，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向大会致了一篇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祝词。祝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对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对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文艺理论与批评以及党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成为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阶段，文艺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文艺本质、文艺真实性、文艺典型性，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彻底突破了长期困扰文艺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观念，标志着文艺不在仅理论建设方面，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上下求索，积极寻求理论与批评的新突破。
１９８５年，在中国当代文艺尤其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值得格外注目。这一年文艺理论从沸沸扬扬、高潮迭起的文艺创作思潮的幕后走向台前，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其他相关的新概念成为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迅猛升温且势头颇健，人们通常称1985年为“方法论年”。理论意识的觉醒似乎孕育着文艺理论研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这个阶段的文艺在一系列政治、理论和文化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开始走向文化的反思。当这种反思从文学艺术家的激情创作转到理论家清醒的理性思考的时候，文艺创作和研究都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良莠互见、鱼龙混杂，形成了变革时期文艺眼花缭乱的风景线。“新的美学原则”、现代派思潮的讨论还未结束，“伪现代派”的批评就接踵而至；“走向世界”的脚步刚刚迈出，寻根的呼声就高涨起来；方法论的热潮还没有降温，主体性和本体性的讨论以及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辩又迅速展开。尽管这些论争中有许多激进的、脱离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观点，但是绝大多数都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各种新的文艺观念都被社会最大限度地容许，其学术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论争中所表现的思想锐气和理论创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有益启示。
第三阶段（１９９０—１９９２）：重在建设，文艺理论在调整中前行。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党中央认真总结宣传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在千方百计繁荣文艺创作、活跃文艺批评的同时，着手加快文化事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保护和发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打击取缔丑恶有害的文化垃圾。尤其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郑重提出思想文化“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关于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界定、关于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等讨论取得了很好共识。随着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一个良好的创作和研究环境开始形成。
第四阶段（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多样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稳步推进。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文艺创作生产在更加积极地面向市场，文艺具有商品属性已成共识，文化产业得到重视与肯定。在这一时期，文艺理论领域值得重视的现象有：现实主义回潮引起广泛关注；底层叙事、普世价值、文艺审美意识形态引发热烈讨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样性发展、民族文化保护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得到空前重视；人民文化权益保障与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取得新进展；文艺学研究浮躁心态有所收敛，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深入自审和长期准备，新的学科建设稳步推进，发展良好。
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四个特点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主要特点有四：
一是紧扣时代脉搏，在历史变革中寻求文艺观念的更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了全民族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揭开了新时期文艺蓬勃发展的历史序幕。早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在“伤痕文学”带动下走上新时期文艺舞台，立刻以其凌厉的锐气和锋芒跃入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为加快落实文艺政策，平反文艺领域的冤假错案，为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极左路线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推动新时期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观照文艺，文艺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在现实嬗变与历史生成的媾联中，逐步跳出了单一社会学视角考察文艺的狭隘格局，开始了对于文艺深层的、内在的规律的把握。对文艺的认识在深化，文艺观念在变革，文艺美学的潜能被进一步开掘。在过去的3０年，文艺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扬弃积累的过程，与其说是对线型思维方式的否定，不如说是对新的思维空间的拓展。
二是追踪文艺创作实际，促进文艺创作繁荣。
文艺批评与创作历来被称为文艺的两翼。创作是基础，理论批评以创作为对象，创作的兴盛是理论活跃的前提；而评论以其独特深入的理论思维臧否艺术作品，评介创作现象，辨析文艺思潮，开阔创作者思路，有助于端正创作思想，提高创作水平，促进创作繁荣。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紧紧追踪文艺创作发展实际，以推动文艺繁荣为己任，较好地履行了自身职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密切关注文艺现象和思潮，及时掌握文艺发展动态，并不断作出客观中肯的分析评价，确保了创作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评价文艺作品，还是辨析文艺思潮，新时期文艺批评在摆脱庸俗社会学窠臼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理论追求。评论中力求把具体作品的价值取向和作家的心理机制、创作个性，把具体的文艺现象和整体的文艺宏观走向，把文艺思潮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以及有关文艺现象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等较好地结合起来，不再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而是以一种更开放更宏观的视野，从现实生活、文化传统、外来影响、时代要求和作家艺术家特殊的生活阅历、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审慎地做出判断和结论。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有明显错误倾向的文艺创作现象，总体上都能坚持“双百”方针，不打棍子，不粗暴武断，充分论理，以理服人，诚恳交换意见，严肃指出问题，热情帮助对方，寻求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即便是一时难于统一认识，也允许文艺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不同的文艺思想在平等讨论中交锋，在共同切磋中相互启发，创作与评论都能在其中获得助益和提高。
三是强化自主意识，文艺理论与批评不断走向自觉。
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迅猛，文艺创作规模扩大，数量增加，质量上升，对于理论与评论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仅就理论自身而言，现实社会的需求，已有理论建构的深化，新的空白领域的开拓，都期待理论与批评寻求新的突破和进展。如何调整自己，发展自己，到８０年代中期已成为理论界面临的新课题。
文艺理论作为一种面向文艺创作，面向文艺发展历史，面向人类精神和灵魂的科学，它不仅要对各种文艺现象作出阐释与评价，同时也要面向自身，进行学科的重建和设计。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关于反映论与表现论、关于主体性与本体性、关于个性与典型性、关于倾向性与共同美、关于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以及关于文艺的形象思维、审美特征、商品属性和社会功能的重新认识等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已逐渐走出文艺外围的理论描述，不断进入深层次的对文艺本质问题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的理论储备，新时期文艺理论已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要寻求新的理论突破，已不再局限于文艺与政治、与社会、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而要加强理论批评与创作的职能界定及其理论自身建设，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依附于创作、成为创作附庸的思维定式，努力增强自主意识，确立文艺理论与批评独立的学科价值。它要求摆脱既定的文艺学模式，探寻和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动活泼的“运动美学”，发挥自身审美感受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在学术品格上与创作客体相对独立。在这里评论不再是单纯的描述和被动的认同，而是批评主体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生动体现。文艺理论自主意识的觉醒，不仅表现为对于理论批评领域根深蒂固的政治干预和对于批评客体缺乏独立品格的附庸意识的坚定不移的超越，而且以鲜明的主体意识义无反顾地深入艺术本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批评主体的能动作用，展现了艺术思维卓然不群的个性生命。
四是着眼于学科进步，理论与批评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态势。
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借助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东风，建筑在丰厚的创作实践之上，学术争鸣热烈，艺术空气民主，研究领域拓展，呈现出一派全方位跃动的可喜局面。
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状和功能等方面的论争，更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文艺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实现了美学批评与政治批评和单一社会学批评的疏离，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文艺创作实践的多样，文艺观念的变革，促成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疆域日趋扩展。在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中，文艺研究也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引入文艺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着文艺学研究方法。文艺学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发展成融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和结构学等为一体的多维复合的美学批评，大大提高了文艺研究的宏观性和综合性。这不仅意味着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放大，而且意味着对文艺现象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意味着文艺理论研究走向多维开放的结构。多学科的运用和借鉴，多维开放的理论结构，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文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方法多元共存的格局。
回眸新时期走过的历程，文艺理论与批评前进的脚步是巨大的，取得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宝贵的。但前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一是我们缺少更多的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著述，缺少博大精深的理论学派，更缺少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准、与世界上重要理论派别相媲美相抗衡的有着我们自己“发明专利”的文艺理论体系；二是理论与批评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地引进域外文化，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牵强附会，不知所云，产生了一种开放条件下的失语症；三是某些评论弥漫着市侩主义的恶臭，或为金钱所收买，或为世情所趋遣，矫情、媚俗、胡吹、滥捧，批评沦为一种流于恶俗、令人生厌的廉价广告。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设中加以匡正与更新。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时期文艺学建设的总体评判。３０年中，文艺理论与创作并肩，和时代同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求真务实，勇于实践，不断在调整与探索中寻求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文艺批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文艺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逐步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