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真如高天流云。一个时代有过那么深刻那么惊心动魄那么丰富复杂甚至那么尖锐错综的变化和内容。我们有幸和这样一个改变了中国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性格形象的时代结伴而行，品尝了各种悲欣交集的情感；有幸见证、参与了这个时代重大的文化事件、文化活动。同时，我们也骄傲我们以自己的工作和写作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于无声处的呐喊
上海曾经是惨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１９６６年掀起“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章就产生在上海。在“四人帮”反革命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统治下，上海曾经有过十年文艺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头。而且它还一度耻辱地成为“四人帮”反动文艺的基地，出版过当时全国仅有的文艺和理论刊物《朝霞》、《学习与批判》。
因此，上海是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国文化文艺最有活力也最具有冲击力的城市。３０年后，记忆中的那个时代那个城市，充满了第二次解放的喜悦。满大街都是明晃晃、亮得让你睁不开眼睛的灿烂阳光。满大街都是喜庆的锣鼓、喜报、标语、口号，满大街的人声喧哗与兴奋。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文艺界从春天的气息里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１９７８年８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叙述女儿晓华与被“四人帮”迫害的母亲决裂８年，母亲死后追悔的心情。提示每一个经历“文革”十年心头依然留着伤痕的正直的人们，不要忘记伤痕“是谁戳下的。”像美国的垮掉一代文学，前苏联的解冻文学，由此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一股波涛汹涌的“伤痕文学”思潮。同年１０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并破例在《文汇报》全文发表。话剧以对天安门事件英雄人物直言不讳的正面歌颂和对事件的重新评价，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地震式的强烈精神震撼。为拨乱反正，推翻“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了有力的舆论铺垫，表达了一个时代人民共同的心声。话剧进京献演的当晚，北京市委正式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１９７９年４月，《上海文学》发表《为文艺正名》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正面批驳了长期流行的禁锢文艺发展繁荣的极“左”文艺思潮“文艺是阶级斗争的的工具”说。该文从历史，从理论的层面廓清了文艺创作思想观念的迷雾，是同年１０月举行的全国四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的一次理论先导。
这是一个真正思想大解放、精神上狂飙突进的年代，上海文艺界几乎毫无顾忌倾巢而出地表达着内心深处被长期压抑的思想和情感。上海美术界举办了各种全国最早最有影响的实验性画展。创作了表达知识渴求的油画《晨》（徐文华），在迷惘中沉思觉悟的油画《踱步》（陈逸飞）和正面歌颂共和国开国元勋彭老总为民请命的国画《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施大畏、韩硕）。戏曲创作稍后则出现了已经成为京剧经典，既传达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使用政策方法的当下关怀，又深刻揭示了惊心动魄人性内容的《曹操与杨修》。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在１９７８年推出了邻国日本的两部影片《望乡》和《追捕》。在阿崎婆命运引起人们凄婉眼泪的同时，美丽的栗原小卷、沉默的高仓健，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上海电影界创作了风靡一时的电影《庐山恋》、《喜盈门》、《小街》。特别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谢晋先后导演了《天云山传奇》（１９８０年）、《牧马人》（１９８２年）、《芙蓉镇》（１９８６年），以精湛的电影语言反思了一代人在几十年历史中命运的坎坷曲折，表达了中国电影人永不泯灭的艺术良知和直面生活、直面历史的勇气。
上海的《收获》杂志几乎发表了当时所有震撼全国的重要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重放的鲜花》小说集，使曾经被打成毒草的小说，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像灿烂的鲜花重新开放在时代的阳光下、春风里。
１９７９年，已经年逾古稀、头发花白的巴金在武康路的寓所里，以空前的忏悔意识和启蒙精神，默默地写着卢梭《忏悔录》式的大书《随想录》，把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反省推向一个思想史的高峰。
这是一个艺术和思想处于亢奋的狂欢节状态的年头。它的主要特点，我曾在《上海文化通史》中做过一个简约的概括。即“一个向度”冲击两个“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个目标”：重燃人道主义的启蒙激情，恢复人的价值尊严。“一个恢复”：从精神内容到艺术形式全面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特别是对“文革”现实揭露性、批判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
先锋时代的弄潮
思想的解放，除了艺术内容的拓展深化外，必然引起人们对于艺术创新的渴望。大约在１９８５年前后，一股艺术探索和创新的浪潮开始在上海的文艺界掀起。
１９８５年前后，以《上海文学》为阵地，推出了马原、残雪、张承志、韩少功、阿城等一大批小说家的充满先锋和实验意味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有的描写遥远的雪域大漠，有的指向飘忽迷茫的历史深处，有的形式荒诞不经，有的叙事空白简约，有的文字古奥迷离，有的文字闪烁缥缈，有的则是真正的晦涩难懂。上海文学界则出现了王安忆集寻根文学和荒诞手法于一体，并获得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小说塑造了一个深知仁义的木讷孩子捞渣，寄寓了作家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对民族生存根须的挖掘。小说一改我们习惯的线性叙事，而力求将生活的原生状态浑圆立体地呈示出来。格非、孙甘露也是当时先锋文学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格非小说迷宫般的结构，孙甘露小说语言的华丽色彩，成为当时文学读者迷恋不已的文字黑洞。
上海美术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先后推出了《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和《８６’海平线绘画联展》，使分散的、零星的、民间的美术实验，登堂入室，成为为体制所承认关注的艺术潮流。由此，上海美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且推动催生了张桂铭、陈家泠、施大畏、韩硕、卢辅圣、周长江、俞晓夫、张健君、黄阿忠、仇德树等一大批画家的艺术语言探索的成名和成熟。
上海戏剧舞台上也是各种实验与探索争奇斗艳。话剧有《放鸽子的少女》、《街上流行红裙子》、《屋外有热流》、《红房间 白房间 黑房间》、《黑骏马》等舞台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寓意荒诞，有的情节跳跃，有的面对时尚，有的指向大自然深处的人性。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老戏剧家黄佐临先生不仅全面提出了他“写意戏剧观”的理论体系，而且宝刀不老，亲自执导了充满了写意气息的话剧《中国梦》。京剧、昆剧、越剧、沪剧都出现了戏曲探索的浪潮。而上海电影在中国电影的实验探索热潮中总体作为不是太大。
在艺术探索风起云涌之前，１９８４年上海的文学理论界率先在杭州发起了小说本体的研讨。１９８５年秋又再次云集杭州，冲击既定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观念。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对小说本体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性，给予了理论的支撑和可能。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主阵地，上海翻译推出了一系列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主义代表性作品，给艺术探索提供了广泛的借鉴空间。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热潮。可以说，没有这种广阔的译介背景，就不可能有这30年的文艺起锚远航。文化的开放推动了文艺的变革。不仅如此，各种哲学思潮也在此时进来，给了我们以新的思考的思想资源。
30年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我们曾经有过如此对艺术形式创新的痴迷和热情。
世俗生活的歌吟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和上海进入了一个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经济和商业开始莺歌燕舞，尤其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而高速的经济增长期。当年的文化上的亢奋、躁动为新的狂热的财富累积所替代。文学、艺术狂欢节般的神话已经成为过去。文艺开始了它面对世俗社会的歌唱。
首先是上海的电视剧引人瞩目。《十六岁的花季》以其青春亮丽玫瑰花般的色彩，鲜活地展示了中学校园生活的图卷。一群如花似玉的少男少女风靡了数以亿万计的电视观众，成为第一部而且迄今无与比肩的中国式的青春剧。同时还有《上海一家人》家族发家史对上海人、上海城市发迹的精神隐喻。《儿女情长》展示的底层艰辛生活激起了观众大把眼泪。叶辛编剧、黄蜀芹导演的《孽债》更是让全中国老百姓天天为几个来自云南农村孩子的命运揪心不已。
《上海文学》率先在全国举起“新市民小说”的大旗。发表了池莉的《烦恼人生》。一时间街道里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普通百姓寻常生活弥漫在文学的字里行间。用池莉另一小说的标题可以概括文学的主题，这就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与之呼应的是，上海舞台创作了充满市民趣味和商业气息的京剧《狸猫换太子》、《盘丝洞》。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和新世纪之交，上海话剧更是开始大量流行了白领戏剧，并以此吸引了更年轻的进入白领阶层的观众。当然，上海毕竟是上海。它总会有出人意料的点睛和神来之笔。话剧《商鞅》回肠荡气，可以看成是前两个时段，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结合而留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文化产物。相类似的还有淮剧《金龙与蜉蝣》。带着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锋芒却生在了９０年代。甚至到了９０年代末２１世纪初，上海依然异峰突起，出现了电影《生死抉择》这样冷峻直面社会现实，充满反腐力度的电影。出现了昆曲《班昭》这样以历史的名义映照知识分子现实灵魂和心路历程的作品。这两部作品从社会底层和精英的层面应答了世俗社会提出的挑战和问题。
面向未来的展望
曾经遥远的２１世纪，竟然那么快地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综观２１世纪初的上海文艺，新的事物、新的面孔、新的作品、新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恕我直言，这8年一方面是文艺的热闹，一方面是文艺的冷清。一方面似乎文艺无所不在，一方面却是文艺的无所事事。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好作品，但总体看却少了些进取的锐气，艺术的风格趣味相对单一窄化，过于世俗的气息阉割磨损了艺术想象力。
我想，文艺繁荣其实是两条，它的标志是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以作品数量体现它的宽度，以作品质量表达它的高度。它的动力是思想的解放，没有文艺界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从这两个“解放”为出发点，上海文艺界和全国的同仁仍然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有很艰巨的工作要做。
但是，我们毕竟有了30年改革开放为文艺发展积累的雄厚基础。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可以像新中国建立时的诗人们那样，兴奋地欢呼一声：“时间开始了”。
上海文艺家理当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