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真正开始于改革开放后，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我现在取得的成就。”这是尼玛泽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出生在四川巴塘县的尼玛泽仁，尽管从小就喜欢画画，却一直没有接受系统美术训练的机会。14岁之前他从没有走出过雪域高原，然而，国家实行的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政策，使年轻的尼玛泽仁得以进入四川美院民族班学习，素描、解剖、透视、色彩等绘画基本功训练为他日后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尼玛泽仁只是个基层工作者，翻译、写稿等日常工作并没有和画画有多大关系。直到改革开放后，尼玛泽仁终于有机会系统学习藏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他也开始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的藏族绘画。

    在尼玛泽仁眼中，雪域高原幅员辽阔，生存环境恶劣，但藏族人民却在此生存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是为什么呢？一种对宇宙和世界虔诚的信仰支撑着他们。所以，在尼玛泽仁的画作中大量表现的是生存环境的艰难和人类顽强精神的对比。在绘画形式上，由于藏区生存环境相对单一，一年四季都只能看到相对单调的色彩，所以藏民喜欢用强烈的色彩来补充周围环境色彩的单调，服饰和建筑艳丽的外表就是很好的说明。于是，尼玛泽仁将中国的水墨画和工笔重彩画的技法以及西方绘画的平面构成（强调对比色）融入传统藏族绘画中，创作了新的藏族画，大量反映藏族历史、民族风情以及人物山水的作品产生出来。尼玛泽仁将拥有1300年历史的藏传佛教绘画发展成现代艺术，这一切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而欧洲从宗教画发展成现代艺术整整用了500年。这一切不得不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由于在藏画传承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十世班禅亲赐尼玛泽仁为“班禅画师”，而他始终牢记着对十世班禅的承诺：把藏画从宗教膜拜的形式下解脱出来并将其推向世界，用绘画这种全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让人们了解西藏。上世纪90年代初，一封来自美国的展览会邀请信给了尼玛泽仁一个向西方世界宣传西藏绘画和让他们了解西藏的机会。然而，当时他手头并不宽余，往返的交通费是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尼玛泽仁认识了一个回国的藏胞，当得知详情后，藏胞毅然决定资助尼玛泽仁前往美国。就这样，1993年的春天，尼玛泽仁带着十几幅作品（包括传统藏画和一些新的创作画）来到美国波士顿举办他走出国门的第一个展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的尼玛泽仁不会英语，也没人接待，连波士顿在哪都不知道。但是，展览的结果是令人欣喜的，画展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注意，他们决定为尼玛泽仁在华盛顿举办展览。这样，一个来自中国西藏的画家第一次将自己创作的具有很强现代意识的藏族绘画，展现在西方主流的艺术世界中。《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等美国主流媒体采访了尼玛泽仁，当然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对待西藏的政策而非艺术本身。“从事宗教绘画创作有没有受到压制？藏族文化有没有消亡？”等成了尼玛泽仁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不过这些并没有难住尼玛泽仁，他用自己的创作说明了，西藏文化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面对外国记者的追问，尼玛泽仁经常自豪地说：“如果你们认为我画得好，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我。”

    自从美国之行获得成功后，尼玛泽仁的画作开始走向世界，先后在英国、西班牙、日本、阿尔及利亚等国举办展览。屡次的海外展览经历，使尼玛泽仁有机会游览四大文明古国。在相互对比中，尼玛泽仁发现了古老的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和焕发的青春活力。他最近创作的四大文明古国系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埃及、印度和希腊往昔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古老而青春的中国，一个少女带着耳机充满活力地注视前方，身后是雄伟的万里长城，这就是尼玛泽仁心中当代中国形象的最好诠释。

    如今，尼玛泽仁每年都要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但他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他觉得自己不仅是在宣传藏族文化，更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政策的窗口。在尼玛泽仁眼中，中国政府在处理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始终是个楷模，不仅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最近的30年，在政府支持下西藏新建的寺院上千座，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尼玛泽仁深刻感受到藏区的变化，他总是说，解放前从成都到康定要一个月；解放后，通了公路，坐汽车只要两天；改革开放后建了高速路只要半天；如今有了飞机，只要一个小时就可到达。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十分具体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藏区发生的巨大变化。

    “祖国的强大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这些艺术家去歌颂。”尼玛泽仁动情地说。回想改革开放，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尼玛泽仁北京工作室的墙上就挂着几张他新画的邓小平素描头像，他想创作一幅以邓小平为主要人物，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腾飞的巨作，不过具体的构图还在构思中，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位深爱祖国的藏族画家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