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合肥制药厂一个生产胃舒平原料药的车间，一个名叫梁小斌的学徒工因为迟到溜到了更衣室，闷头闷脑地自言自语：我的钥匙丢了。工友们换好工作服纷纷走进车间，工段长大声问：“梁小斌怎么还不出来上料？”代班的师傅解释：“他的钥匙没了。”工段长嚷起来：“钥匙没了，就见不到人啦，他躲起来干什么？”生性和蔼的工段长的嚷嚷让梁小斌瞬间产生一种怪异的温情感，没想到自己的小差错都能揪动师傅们的心。早在1972年插队农村时就已经开始写诗的梁小斌这时候只能算是一个笨拙的学徒，很快，他就把装满铝土矿粉的翻斗车掉进了反应罐里，差点酿成大祸。挨了训的梁小斌沮丧地背着车间工会发的几个西瓜穿过田间小路赶往公共汽车站回家。他的诗情开始飞扬起来，一首关于钥匙的诗歌在脑子里慢慢浮现，他把妨碍思考的西瓜扔在田埂旁的水塘边，准备写好诗后再回来取……

    很多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诗人的梁小斌如是描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最初构思情形。这首诗和他的另一首名诗《雪白的墙》都是“朦胧诗”的代表作，与新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一道，共同润泽了那个时代人们饥渴的心灵，启蒙了人们干枯的思想，道出了经历过灾难年代的人们心里的痛楚和呼声。这首诗还被选入多种教材而广为人知。不少读者都给梁小斌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他，表示自己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很多阐释者对这首诗赋予了切合宏大时代背景的解读：这首诗以钥匙、画片、三叶草这样一组意象艺术地概括了“文革”期间青年一代的精神处境和心理状态。他们有过迷惘和失落，但并不失却生活信心，在历经劫难后学会了追求和思考。作品集中反映了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当记者提到这一点时，梁小斌却说，他当时并没有那么鲜明、自觉的反思历史的意识，也并没有那样一种鲜明的觉醒者的状态。他认为自己是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

    2007年年初，梁小斌写了《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说自己“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他说的是写于上山下乡期间的“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想着想着入梦乡、手儿放在心窝上“、“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开好第一犁”这样的诗句。“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他写出了为他赢得“反思者”光环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在“忏悔”中说，“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他躲在了坏思想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

    梁小斌的忏悔揭示了新时期初期社会心理的复杂性，也引来不少喝彩声。有人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真正诗人和真正思想家的良知和勇气，更是当下中国诗歌从诗人自省开始继而最后完成自我救赎的契机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小斌也许已经真的找到了那把丢失了许久许久的‘钥匙’”。很多年以后，梁小斌曾经到过他丢失“钥匙”的农村和工厂，“变化很大，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梁小斌说，但是他并没有为外部世界的物是人非做过多的感慨，而是更多地沉浸在思想的漫游里。这些漫游既不主动追逐时代风潮，也不是被动随波逐流。对自己的每一步行动，他都不是肯定性的，而是一直审问着自己的行动是不是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其实，这正是梁小斌的个性和独特价值所在。

    他是一个一直发出存在之思的人，思想就是他的存在方式。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顾城不同，梁小斌最初并没有注意到“自我”，却在随大流式地注意跟自己毫不搭界的社会公众生活，直到后来找到了一条与自己确实有关联的、笨拙人的写作方式。“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但我逐渐从这里摒除了自己的自卑感，我的生活是一种自豪，我唯独在深思中才感到思想的温暖。唯有思想温暖人心。”就像他的思想所呈现的那样，他是一个飘逸者，一个文字领域里的旅游者。所以，他的语言也是飘逸的，希望用真正的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

    30年后，面对记者的采访，正为合肥一家企业庆典晚会担任文案策划的梁小斌，依然思绪飘逸，答非所问，被自己大脑中各种奇异的思想兴趣点牵引着到处游荡。近3个小时的采访，我们跟随着他飘飞的思绪，对诗歌、社会、人生进行一种不同流俗的思索，这些思索吉光片羽，跳动不居，一如他的思想随笔。“获得一种新的思维的向度”，这是梁小斌的归纳，也是记者采访的收获。梁小斌永远是一个对生活、对自己的行动发出疑问的人，不是基于某个目标、基于某种价值判断地主动质疑，而是一种行动能力欠缺的质疑。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对生活的反应，是一种被动式的非理性的反应。对一切都存在疑问，乃至于对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是不断地疑问。他避开了对大事件与大词语的分析与解读，只从一个底层历史经历者的角度，选取一些细节进行冷描述。他更多的不是分析说理，而是呈现与揭示。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民间思想家或者平民思想家的梁小斌也属于他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正是需要独立的思索，所以，他的作品也才能激起那个时代的共鸣，并为那个时代照亮一方天空。

    多年以来，梁小斌一直过着一种“漂泊”的生活。1984年，梁小斌因为长期请假而被工厂除名，在这以后，他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前后做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部、广告公司策划、图书公司编辑等多种职业。甚至在价格双轨制时期，他还卖过钢材，兜里面老是揣着价格表，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逢人便打探“要不要螺纹钢”。这种平凡甚至世俗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平凡人在中国社会30年以来接受改革浪潮洗礼的缩影。他从不渲染这种经历，也不认为这是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梁小斌说自己不是一个怨恨的人，因为很多事情并不值得抱怨，然而现在文学里面的怨恨情绪却过多，很多都是来历不明的。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从另外的角度去反思社会上的很多事情？梁小斌这样问道。

    自1979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首届“青春诗会”以来，梁小斌就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于1999年定居北京。他在内心世界里生活，以旁观者的身份打量着世界，尽管他说，“谋生的手段都是外在的异己力量，我非常犹豫”。但他还得因为生活而来往京、皖两地之间，谋生、参加诗会、创作诗歌和随笔。只不过，怎样才能生活得更舒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更应该看重内心世界。诗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