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钱念孙是改革开放３０年里成长起来的人文社科学者，他因此对肇端于皖东农村大地的改革一直保持学术兴趣，希冀理清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十年前，他走出书斋，深入皖东大地，阅档案，访当事人，写出《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十年后，除了学术职务之外，钱念孙身上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民盟安徽省委副主委等社会职务，对于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有更深入和广阔的参与，这让他对３０年前农民的破冰之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日前，他根据十年前著作修订的新书《龙抬头——“大包干”的前前后后》出版，对当年皖东“大包干”的前因后果作了更全面的梳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钱念孙并未仅仅停留于对当年大变革的肯定，更表达了对改革进一步的思虑和展望。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您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走过的每一步当有切身的体会。您的研究历程其实也反映了这3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除了做好文学研究之外，您还深入地对改革起点进行了理性梳理。您觉得３０年前皖东大地农民自发的行动对于中国之后30年的意义在哪里？
钱念孙：我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３０年给你个人感受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改革开放３０年我们社会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解决了温饱即吃饭问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以“大包干”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打破了过去的社会生产体制，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时代。
“大包干”之前，农民饿肚子，大规模外出逃荒乞讨，“大包干”之后粮食迅即大丰收。地还是那片地，环境还是那样的环境，但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关键是制度的变化释放了人的巨大潜能。过去在人民公社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种什么，怎么种，都不能由自己支配。“大包干”则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追求、保护个人利益是人恒久的本性。而计划经济体制与人的本性相违背，它束缚了人的创造性、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的运转艰难。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与公平。“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实际上包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层因子，对整个国家改变命运影响深远。它首先解决了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温饱才有其它的变化。另外，它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我们今天被视为常识的讲究效率、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等等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在“大包干”上体现出来了：最起码通过个人合法的劳动，使个人拥有财富是合理的。因此“大包干”内在地包含了价值观的转变，也包含了30年来我们国家大的社会体制的转变。所以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大包干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一历史巨变的起点，就是江淮儿女率先在全国实行的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在打破过去旧体制的同时，孕育了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诞生；在摆脱贫穷落后困境的同时，为我们开辟了强国富民之道。今天，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回首３０年前改革起步阶段的艰辛探索，分外感受到当年农村改革首破禁区、开拓新境的可贵，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将永远彪炳史册。
记者：您的这本书是我目前接触到的记录30年前农村改革破冰行动最为全面的一本，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把安徽农民迫于生存而兴起的改革行动放置于当时波谲云诡的整个大环境中，立体地叙述了围绕“大包干”各方面势力的交锋与博弈，读来风云激荡、动人心魄。这样的立体叙述，材料的采集梳理当是非常浩繁的工作吧？
钱念孙：确实如此。十多年前，我曾一头扎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县乡深入采访，如凤阳县小岗村、肥西县山南公社、来安县魏郢生产队等都去过多次，向农民及社队干部了解当年改革的实情，有些细节是反复核对。同时到相关省市采访有关领导，到县市档案馆查看当年的县委会议、市委会议记录，一些领导干部的回忆与当时记录不一致，都以档案资料为准。今天，有些老同志如原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原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欧远方等已驾鹤西归，他们作为当事人亲历农村改革的许多事情，若不是十多年前挖掘出来，现在已很难寻踪了。从这些史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层面对“大包干”的犹豫、担心，“大包干”充满着曲折的斗争，农民这样行动，支持农民的行动，在当时都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
记者：出版社把您的这本书归类为纪实文学，但我觉得它更是一部生动的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土地改革的历史书。在书里您梳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变迁的历史。强调这种历史的维度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钱念孙：这主要是把当年的农村改革放在一种更加宏观的历史角度里加以考察。表面看，“大包干”只是农民为了生存暗地里分田到户，实际上农民的这种要求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的否定，也孕育和催生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再说“大包干”决非偶然事件，它是由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特别是60年代的“责任田”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大的政治环境等所引发的。只有把它放在这种历史渊源中考量，才能真正看清来龙去脉，了解其意义和价值所在。我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谈问题希望不仅说出“是什么”，还要说出“为什么”。
记者：这本书的前身是您十年前的《起点》，您在开始梳理资料时，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0年，历史往事与现实境况的对比给您心里造成了怎样的波澜？
钱念孙：我们近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仅是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壮丽的篇章。１０年前写《起点》时，中国还没有现在强大，我对农村改革意义的认识也没有今天深入。回顾历史往事，倍感当年江淮儿女敢为人先、大胆改革精神的可贵。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仍有许多新的和老的棘手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墨守成规，无所作为，而要像当年“大包干”一样，解放思想，勇于改革，不断拿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在危机中发现机遇，在困境中开拓新路，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不断奋勇前进。
记者：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仍在行进当中，在吃饭问题解决以后，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矛盾，现在的改革和社会建设当需要一种更为宏阔的眼光和思维。
钱念孙：我们现在的社会体制机制还有很多需要深化改革的地方。通过对农村的采访了解，我感觉农民为我们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巨大，同时也感觉到我们对农民确实有很多欠账。整个改革开放30年，它是由农村起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农村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进入城市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农村的改革就非常缓慢了，虽然有个别地方发展得很好，但就整体状况来说，中国农村严重滞后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已经意识到重视农村综合发展的重要性，新世纪提出统筹发展、科学发展、城乡联动，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提出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综合建设，这才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公平正义。
记者：您现在除了研究文学之外，还承担了很多公共精神价值的建设工作，您的著作《公民道德歌》近日被媒体评为中国30年来影响最大的300本书之一，您还主编安徽省的精神文明建设杂志《小康生活文明风》。对公共精神建设的参与，当是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担当，请您谈谈公共精神建设对于当前改革的推进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意义。
钱念孙：我在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之外，确实写了不少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书，如发行量很大的《中华三德歌》、《公民道德歌》、《跨世纪的丰碑——中国希望工程纪实》、《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与高尚同行——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纪实》等等。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想用自己的知识参与社会公共文化建设。学问是社会之公器，自然应在更广的范围里为社会服务。我不赞成躲在象牙塔里玩学问，知识分子理应为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贡献。这些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发展很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严重滑坡，一系列公共食品卫生和公共安全事件及青少年犯罪等令人寝食难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保证我们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重大任务，每个知识分子理应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