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诗人严阵的名字是因为“山坞三月夜”这句诗，这是他50年前的小诗《江南曲》中的名句。在他的画室里，我们见到了这位著名的诗人。前不久，他刚在纽约举办了个人画展，对他来说，绘画和诗歌一样，都是一种精神的表达，一种激情，一种感悟。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诗人，严阵的诗既有奔腾豪放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有婉约流畅的抒情气息，用一颗诗人的心感悟着时代的变动。

    严阵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版了《江南曲》、《琴泉》、《竹矛》等20多本诗集，新时期以来又先后出版了《花海》、《山盟》、《含苞的太阳》、《瓷月亮》等多部作品。至于“文革”期间，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他的创作也是一片空白。

    “不过，我也不是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来。”他说的是“文革”前就已完成初稿的长篇叙事诗《山盟》，这是一部描述解放前武装斗争的史诗性作品。“文革”期间，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工宣队就直接找到严阵,要他把最大的毒草交出来。“我知道一旦交出去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跟工宣队说，我爱人也觉得那是一棵毒草，老早就烧掉了。”当时，严阵的夫人就把塑料布包好的稿子藏在窗外装煤球的箱子里好几年，煤球也堆在书上面好几年，直到“文革”结束，经逐字逐句修改后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文艺的发展也开始走上了正轨。在严阵看来，改革开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诗人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已届中年的他再次焕发了诗情，重新拾起诗笔，写了多篇反映改革开放的短诗，并且很快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花海》。谈起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严阵说他经历了一个从“我们”向“我”转变的过程，开始在创作中寻找个人，寻找个人的情感领域和表达方式。

    这种对于“个人”的寻找可以说是当时诗歌界的共性之一，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全国各地催生了多个同时存在但又互不认识的诗群。北京有北岛、芒克、多多、食指，福建有舒婷，安徽有梁小斌。以他们为代表的“朦胧诗”在诗坛崛起，既引领了潮流，也遭遇了一些批判。作为时代亲历者的严阵说，这些诗歌的出现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存在条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区。因为之前我们的文学创作都是强调社会性，尽量冲淡和回避个人情感的流露，在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冲击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开始走向个人情感是很自然的事，对于文学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80年代，整个诗歌界的创作步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年青诗人。如果说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改革首先突破了经济禁区的话，那么，新时期初期的诗歌则扮演了突破文艺禁区的角色。

    严阵有一个看法：诗歌永远是属于年轻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属于中年人和老年人。而是说，不论年龄，诗人应当永葆那颗年轻的诗心，才能跟得上时代，才能推陈出新。“我要求自己的情感、意象、表达形式、结构方式都必须是青年的。”1984年《诗歌报》创刊以后，严阵担任主编，确立了扶持青年的办刊方针。他非常旗帜鲜明，不光是扶持青年人，更加重视那些第一次写诗的青年人。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引起很大争议，严阵先后写了《现代诗全方位的喧哗与骚动》、《为青年诗人辩护》等多篇文章。“当时一片反对之声，对青年诗人的苛求和责备很严厉。作为主编，要对全社会负责，要对历史负责，随波逐流地一味指责青年诗人怎么行？我觉得他们更加需要的是支持。应当支持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创新勇气。”不过，他也不是一味地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看到新诗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他也会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比如，对于“黄河算什么/我站在它边上撒尿”这样的创作，严阵是不能同意的，他认为“青年诗人要珍惜自己，不能‘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他看来，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创作的根本，创新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

    在50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以“文革”结束为分水岭，严阵经历了从“我们”到“我”和从“我”走向“我们”两次变化。“文革”之前的创作，总体上是歌颂的，表达的是几乎排除了个人成分的“我们”的情感。严阵说，这样的创作是有缺陷的，诗歌创作“有感而发”，应当允许“我”的存在。但是诗人近年来又发现，只有“我”是不够的，诗人有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当代表时代、人民、国家、民族去发言。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园地的东西就显得渺小了。“‘文革’后，不能从‘我们’走出，是个问题；今天，不能从‘我’走出，也是个问题。”古稀之年的严阵以惊人的激情创作了近2万行的长篇抒情诗《含苞的太阳》，表达了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在诗人内心激起的巨大波澜。虽然抒情主体是“我们”，但是与“文革”前的“我们”不同，今天的个人情感是允许存在的，是和国家情感融合在一起的。

    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诗歌生存状况时，严阵说，我们的诗人所面对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你写的作品是不是大家所需要的。市场应该造成诗歌的繁荣，而不是不繁荣。关键在于，诗歌创作是否真正地实现了自由竞争，让诗人不固步自封，不断地拆除旧有的文学框架。上个世纪50年代，尚是无名青年的严阵把《老张的手》寄到《人民文学》，被编辑从成千上万的投稿中选了出来，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这种环境在今天是求之不得的啊。”严阵感叹说。在他看来，当下的诗歌要想发展，就需要一个大的变动，诗歌内部的主题、结构需要变动，诗歌外部的体制、政策包括诗歌评论更需要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