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失学，9岁登台唱戏，14岁发表习作，16岁受“反右”波及，魏明伦的青年与少年时期可谓是历尽坎坷，及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生才骤然转折。随着《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夕照祁山》、《中国公主图兰朵》、《变脸》等一部部剧作的诞生，魏明伦的名号开始响彻中国剧坛。随后，他的人生舞台又由剧坛逐渐扩展至整个文坛，写杂文，做碑文，犀利的笔锋与敏锐的思辨力，使这位人称“巴蜀鬼才”的剧作家，30年来不仅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线，更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积极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文化潮涌之中。“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魏明伦这样说，“是这个新的时代给了我新的人生机遇，它需要敢说话的人，那么我就有责任为它说话。”
厚积薄发的戏剧创新
建国60年，魏明伦艺龄60年。对于他的传奇经历，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评价，说在他60年的艺龄中，前30年作为不大，后30年大有作为。魏明伦从小生活在一个很闭塞的小城，成长于一个和戏剧渊源深厚的流动性自由职业者之家，父亲是戏班内场管事，也编剧，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心智很高，家庭有戏剧熏染的氛围。他9岁从艺，童年失学，之后成才完全靠自学，也得益于天赋、勤奋加机遇。对于魏明伦来说，用“厚积薄发”来形容他的成名经历是最恰切不过了。对此，魏明伦的说法是：“就我自己的感觉，前30年和后30年可以说是地狱与人间的关系，前30年戴过屈辱的帽子，后30年又补了很多荣誉性的头衔。我是直到1978年才成名的，40岁以后出川，50岁以后才出国。在这前后变化的过程中，我接触过很多社会底层的人，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饱尝人生忧患，遭遇着各种‘变脸’，可以说是地道的苦难人生，忧患人生。”
在魏明伦看来，他的成名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川剧继承了元杂剧创作时期的“编剧主将制”传统，即由戏曲文学创作来带动戏曲表演，带动剧种革新和剧团发展。“这在戏曲界其实是个案，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戏曲艺术还是以表演为中心的，我能够得到今天这个创作地位，和这一点有很密切的关系。”80年代初，从《易胆大》、《四姑娘》获奖，被戏剧界称为“双胞胎”，到《巴山秀才》获奖，人人都说“魏明伦是连中三元”，然而当时已经震动剧坛的魏明伦却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我觉得戏曲要想发展就要不断探索，我得换招”。于是有了荒诞川剧《潘金莲》。1985年底《潘金莲》的问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全国几十个剧种、200余个剧团纷纷争演。“我让潘金莲与安娜·卡列尼娜对话，与贾宝玉汇合……重新解读潘金莲的形象，在这部戏之前，中国戏曲从未有过中外古今人物同台的戏，尽管今天看来，当时的尝试和探索并不成熟，但是我想，探索本身的意义并不能全靠成熟与否来评判，而要首先考虑它的开拓性，在这一点上《潘金莲》显然是足够分量的。”事实上，《潘金莲》在当时的影响已经不止是一部戏剧作品那么简单，它所讨论的主题完全超出了戏曲改革本身，而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当代中国戏曲界至今再没有第二部作品能够像它那样引起全社会的讨论和关注，其影响甚至超出了魏明伦其他所有作品的总和，和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顾城的朦胧诗、“第五代”的电影一样，成为当代文化发展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节点，以致于连后来的中学语文教材都将它收录其中。
剧作被中学语文教材收录，在当代剧作家中，唯独魏明伦一人，而他的作品被收录的除了《潘金莲》之外，还有《变脸》。这部原为电影后改编为川剧舞台剧的作品，不仅囊获了当年中国戏剧类的所有奖项，更在多年后为魏明伦赢得了继《易胆大》之后的第二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可以说，这位青少年时期经历坎坷直至中年成名的川剧奇才，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脱颖而出，始终以“一戏一招”的创新精神对中国剧坛产生着不可替代的强力震动。“我最感谢与最喜欢的就是80年代，那是文学的时代，也是艺术的时代，更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给了我机遇，也赋予了我作为文化人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魏明伦动情地说。
广采博涉的文学抒写
在文化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一开始非常出名，后来却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魏明伦是个例外。“我30年来一直都在折腾，不断地换招，不断地关注现实话题，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事实上，真正的作家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超时而进，走在时代的后面是不行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魏明伦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期间的代表作先后收入《中国杂文大观》、《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品集》、《新华文摘》、《笔会文粹——走过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等。结集《巴山鬼话》在首届中国优秀文稿竞价会上甚至刷新了杂文拍卖价格的纪录。他的杂文文风犀利，不仅内容深刻，而且注重形式，以戏入文、以诗入文，有高潮有悬念，起承转合引人入胜，充满戏剧性，以至于在文艺界出现过“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的争论。台湾的柏杨就曾经评价，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是在用杂文的笔墨写戏，而杂文集《巴山鬼话》则是在用戏剧的笔墨写杂文。“其实，无论写戏还是写杂文，关注现实，评议热点，都是我的主要抒写目的。”
为时代而抒写，关注现实和热点，这既然是魏明伦行文的重心与目的，那么，他在为戏曲救亡而忙碌的同时，为文学进步而努力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魏明伦又对碑文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起初是著名画家韩美林创作了一个高２８米的大铜牛雕塑，需要刻碑文，他向魏明伦发出了邀请。韩美林说：“他从来不写碑文的，但我打个电话，他招之即来，写了《盖世金牛赋》，没想到我的牛遭到很多争议，他的碑文倒是获得一致赞扬。我这个牛是吹的，他那个碑文是真牛。”从此，找魏明伦写碑文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九成以上都被他推掉了，但仍旧是邀约不断。从《金川赋》到《宜宾赋》，到《岳阳楼新景区记》，再到《中华世纪坛赋》，魏明伦的碑文已经有40多篇在各地立碑。“现代骈文跟古代骈文不一样，它需要继承古代骈文的优点又要有变革，其实我写的不是‘赋’，赋只是它的名字，我写的碑文是经过变革了的现代骈文，也是用碑文来写杂文。既然可以用杂文来写戏，也就可以用杂文来写碑文嘛。”
从剧作家到杂文家，现在又开始从事碑文创作，始终没有淡出过人们视线的魏明伦时常开玩笑说，写剧本、写杂文、做碑文，就像是他的第一职业、第二职业和第三产业。而无论哪一种抒写，都代表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对这个时代的感悟、思考与回报。
感怀使命的文化表达
“我的学历在文化界可能是最低的，和我的个头一样矮，连进修班、讲习所也没进过。但正因为过早离开了学校，在比别人缺少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使我在学习程序上少了些框框，不容易被动地被人牵着鼻子走。我始终认为‘人云亦云，分文不值，独立思考，无价之宝’，学来的东西要举一反三，而不是‘述而不作’。”魏明伦说。
在魏明伦看来，所谓“述”就是复述，“作”则是发挥，而后者几乎成为他的癖好。他的格言就是“不迷信一切格言”，这些正有利于他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和逆向思考，“如果非要说我的思考有什么与众不同，我想那就是我从小思维方式就是逆向型的，有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达的欲望和特点。”复杂的人生经历给了他丰富的情感和体验，独特的思考与表达方式又使他能够将这些情感和体验创造性地诉诸笔端。写戏，魏明伦“语不惊人死不休，戏不抓人死不休，情不动人死不休，理不服人死不休”；写杂文，魏明伦则是“继承董狐笔，发扬鲁迅风”；写碑文，魏明伦更要用内涵和思辨力赋予华丽的骈句以灵魂……而这所有文字中的“独特表达”，都源于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对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发展与变革的深切感悟，在他看来，是新的时代赋予了他新的艺术生命，那么作为时代的受益者，就必须深刻铭记并切实承担为时代谏言和抒写的责任，这既是他的使命感，也是他的情感需要。
“尽管我从艺很早，但真正的艺术人生基本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我总是说‘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这是发自肺腑的。尽管我人生的前30年荒废了，但后30年却过得有模有样，这都要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改革开放的30年。前30年的坎坷使我形成了忧患深重的性格，看着时代一天天进步，社会一天天发展，我总是心怀感恩，希望能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回报它，尽管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我希望还能再写几年，既然这个时代需要敢说话的人，那我就有责任为它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