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锲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活跃的作家之一。１９８０年，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在《当代》杂志发表，作品以河南省为窗口，描写了当时在中华大地涌动着的改革热流。不久，这篇报告文学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之后，张锲又以在河南的采访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改革者》，通过揭示当时工业战线一系列矛盾冲突，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改革开放解除了政治上的束缚，全国进入了一个如火如荼的火红年代，各方面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回想起来，我从‘四人帮’粉碎之日起，在文艺创作上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多年来被压抑的创作热情开始喷发了出来。”穿越３０年的时光隧道回顾当年的创作，张锲依然有些激动。
张锲是从学习戏剧和电影剧本创作正式走上文艺岗位的。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张锲被调到蚌埠市文化部门参加地方戏的编写工作。后来创作演出了梆子戏《小厂大路》，在赴省里演出后获得了成功。北京电影制片厂知道这个消息后派了专人前往观摩。在时任省创作研究室主任、电影剧作家鲁彦周的极力推荐下，张锲和另外两位剧作者被借调来京，继续修改剧本。但因大环境等因素影响，一直没有修改成功。“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张锲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解放。１９７７年，张锲又回到北京，安下心来认真学习戏剧创作，继续修改《小厂大路》这一一直没有完成的电影剧本，修改完毕并把它定名为《宽广的道路》，交给电影厂打印室打印。这时他的工作环境也有了变化，先是从北影转移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又从话剧院转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这几个艺术团体里过了几年动荡不定的流浪生活，也有机会向一些著名艺术家们进一步学习文艺创作。
１９８０年，张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约请，以他们的特约记者身份深入河南，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中州大地，写了反映河南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张锲谈起当年的创作，往事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提到河南就三句话，一个是古，古城、古迹；第二个是土，土得掉渣；第三个是苦，河南的苦那是出名的。改革初期，河南的情况比较复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当代》选择河南作为反映改革初期社会状况的一个窗口。作为《当代》杂志的特约记者，在采访《热流》的当事人和事件发生的背景情况时，我曾经和河南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同吃同住了两个来月，他们当中包括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段君毅同志、省委常务书记刘杰同志以及省委副书记王树成同志、乔明甫同志和省委副书记兼郑州市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他们那时都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河南，还没有在河南安定下来，一同聚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住宿，并在小会堂里吃饭。我最初采访的主要对象是王树成同志，也在第二招待所内和其他负责同志吃住在一起。那两个来月令我永生难忘。白天我跟着王树成同志几乎跑遍了中州大地，到了晚上，这些负责同志都纷纷从各地返回郑州。虽然我是从北京赶去的记者，但没有人把我当成陌生的外人，我们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他们谈自己过去的战斗经历，谈‘四人帮’对他们的残酷迫害，谈他们各自对振兴河南的雄心壮志和宏伟计划，慷慨激昂、意气风发，有时谈到动情处，还止不住顿足长叹，泪落如雨，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这些党的高级干部交结为忘年知己，并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热流》。”
完成《热流》回到北京之后，张锲不止一次地和文学界朋友回忆起在河南的那段经历，听到的人都说十分难得，鼓励他赶快把它们写出来。因为素材很多，张锲觉得一篇报告文学很难容纳得下，所以就想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件事我想了很久很久，在同志们的鼓励下，就一鼓作气地动起笔来。那时我借住在中央实验话剧院芳草地一间平房里，室内面积很小，总共只有六七平方米，很难安顿下一张书桌、一张床和一大堆稿纸。有一次我的朋友贺捷生和她的丈夫来看望我，见到那种情况，就通过关系在基建工程兵部队找了一个住处，让我安下身。我就在那突击了90来天。因为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所以改了又改，单是第一章，就改了十多遍，最后从两万多字，压成了七千字，费尽了吃奶力气，好不容易啃了个初稿出来。”
当时因为《热流》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影响，张锲在创作上正处于受人关注的高潮之中，听说他又写了部长篇小说，文学界的同志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童大林同志那里。童大林当时在中南海里面的一个部门工作，便把张锲约请到中南海里开了个座谈会，会议上对他那部还不成熟的小说稿，做出充分肯定。消息不胫而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的顾志成最先获知了消息，她找到张锲拿去原稿，在《中国青年报》上用将近两个月的宝贵版面将《改革者》全文连载。张锲说，如今过去了二十几年了，还有人记得那部长篇小说，主要是因为看过《中国青年报》连载的缘故。在此期间，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界的权威人士冯牧也关注了这件事情，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改革者》的评论文章《一部引人思考的作品——读长篇小说〈改革者〉》，就当时评论界对《改革者》的质疑，逐一加以反驳，也进一步为这部小说扩大了影响。
在长篇小说《改革者》中，张锲通过省委书记陈春柱等改革者的形象塑造，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矛盾，真实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和各种人物的思想面貌，一举获得了《当代》文学奖。近３０年后重新审视这部作品，张锲这样评价：“关于《改革者》，在一段时间内，报纸和刊物上曾发表过不少评介文章。对于许多前辈和同辈朋友给予我的鼓励，我是很感激的。如果说，《改革者》在艺术上还多少有些可取之处，我觉得主要是写了陈春柱、陈颍和‘钮一把’等几个较为可信的人物，特别是较真实地写了我们党的一位高级干部、省委书记陈春柱的内心矛盾、痛苦甚至是自我反省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些就我个人的创作来说，无疑是有了点小小突破。”
由于创作上的突出成就，1984年张锲从安徽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上任后，他主动把最琐碎的行政和后勤管理工作承担下来。同时，有感于很多老作家生活清苦，他就想为作家办些实事，于是想到了办一个文学基金会。他梦想在全国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一个个为文学家们提供休息、疗养和创作条件的“创作之家”，想要设立一项世界性的华人文学大奖；想为文学界创建一批有着稳定收入的经济实体，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减轻政府负担……
在没有一个人、一分钱、一寸地的情况下，张锲凭着为作家办实事、繁荣中国文化事业的热情开始到处奔走。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支持基金会的筹建，万里亲自出面担任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巴金担任会长。不久，在这些享有崇高社会声望和强大号召力的老革命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影响下，基金会得到了霍英东、马万祺、于元平、庄重文等各界名流的支持，他们不但同意出任基金会副会长或顾问，还慷慨捐赠，为基金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6年6月，在张锲的努力下，中华文学基金会成立了。为了让基金会增强“造血”功能，张锲又先后主导创办了北京文采阁、安徽文采大厦、中国文采声像公司、中国文采实业总公司、深圳创作之家等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固定资产的福利性经济实体。20多年来，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作家出书，提供看病、生活困难补助，修建创作之家、设立各种文学奖等等一共支出了数千万元的资金，为繁荣文艺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南奔北走、居无定所，到后来为建立中华文学基金会东跑西颠、费尽心血，这些虽然辛苦，但回想起来，张锲依然觉得这是一段珍贵的经历：“虽然还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但在这个火红的年代里，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对祖国和个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认为总算赶上一个好的时代，一心一意想用创作上的成绩，来报效祖国，报效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