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自己始终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总是希望和国家、民族拉到一起，总是要参与变革。”这是作家陆天明对自己的期望，也是他30年文艺人生或者前半生的总结。胸怀理想而又紧贴现实，满腔热血而又不偏不移，紧跟时代而又不随波逐流，通过小说、电视剧、博客，关注时代变迁、国计民生，遇不合理的事常要出来说几句喊几声，３０年来，有太多评价伴随着陆天明个人和他的创作。可以说，不断调整自己的艺术状态以参与改革，他的创作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情怀在新时期的发扬。近日，他为深圳改革开放３０年写的３０集电视剧《命运》正在紧张拍摄中，同名小说也于日前出版。
记者：您这一代人的成长和共和国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国家与时代的变化，都会在您的身上烙下深深的印痕，并激发您在创作上做出反应。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３０年对您人生和创作的影响？
陆天明：我们这代人，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效力、成熟于改革开放年代。我对这30年的体会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抱着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对人民一往情深的感情走上社会的。年轻时可说是热血青年，满怀理想，并用我们的血泪和青春，来铸造这个理想。我两次上山下乡，第一次到安徽农村，第二次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在新疆待了１２个年头，很难想象那种艰苦。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发生着碰撞，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我们抱着满腔热血为建设国家付出很多努力，可为什么搞不好呢？为什么一直那么穷呢？后来小平同志复出，说要改革开放，我觉得这个特别实。在基层生活十几年，我感觉中国已处在一个必须做出最后选择的关口。无论你说得多么好听，唱得多么动情，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老百姓的饭碗里、落实到老百姓的身上和心坎里。生活教育了我，必须以人民的视角，以人民的感觉来感受、判断这个世界。
记者：改革开放最初给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陆天明：改革开放后，渐渐可以看到以前根本不让接触的许多书籍，了解到很多全新的观点。原先听邓丽君的歌，得把窗帘拉紧了，不想让人家知道，一方面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唱歌呢，怎么可以唱这种歌呢，另一方面心里又说这个很好听啊。那是一种要摆脱旧的，又不愿意完全接受新东西，但本能上又觉得这些新东西是完全符合人性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很多思潮涌入，几乎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的人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他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想、去感受，去把自己心灵中的各种潜能都发挥出来，这种迸发就跟火山爆发或造地运动一样，每天都出现一个湖泊，出现一个大海，形成一个地貌。虽然是整天轰隆隆的动荡不定，但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突破，这个局面是非常好的。
记者：这３０年来的文学艺术也在随着时代的转型不断变化，在这其中您的状态怎样？
陆天明：在改革之中，我用了１０年时间重新找回自我，写了两部比较典型的、具有自我风格的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通过小说我回顾历史，回顾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失去自我的。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忽略人性、忽略自我、忽略人本的痛苦年代，我要总结一下，寻找根源。第二部是《泥日》，这部书我写了整整3年，四易其稿，在《收获》上连续两期发表。我还创作了两部中篇。这些小说在当时的文学圈里面有一定的影响。这时候我觉得找到自我了，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但是逐渐地我感觉到有问题了，当我们拥有自我以后，这个自我怎么发展，尤其是艺术创作中的自我怎么去发展？并不是说所有的自我都是适合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必须要问拥有的是什么自我，自我要向什么方向发展？一段时间里我忽略了这个问题。
因为北京电视台拍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轰动，中央电视台也决定上马现实题材电视剧，编剧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写了反腐题材《苍天在上》，没怎么考虑艺术，就是想为时代、为老百姓跳出来呐喊一声。我以前是写纯文学的，剧本写了5个半月，弄得很沉重。领导批评说，电视剧要好看，一定要照顾到观众的口味。这在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艺术创作要照顾读者和观众的口味，也是一个革新，在艺术圈里往往是要受批判的。剧本完成后，又讨论了5个月。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搞反腐的题材，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共和国的一个副省长写成了混蛋。过去把村党支部书记写成混蛋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把一个副省长写成混蛋，这还了得？拍不拍，腐败要不要写到副省级，市委书记能不能有点毛病，一号英雄人物最后能不能有一个不好的下场？讨论来讨论去，非常折磨人。最后终于上马，戏播出后，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３９％。播这个戏的一个月里，片尾曲一结束，我家的电话就一直响，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知道怎么搞到我的电话的，打进来跟我讨论剧情，表示祝贺或担心。第二天上班，办公室里，公交车上，商店内外，到处都能听到对该剧前一晚剧情的议论。
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教育。我们得到自我了，那这个自我干什么，是只守着小我、心中的艺术，还是真正为了时代、民族，为了历史的进步，为了人民的需要？当我们拿出自我为人民稍稍服务了一下，人民就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苍天在上》让我名声远扬，我写了那么多小说，很多小说评论家赞不绝口，但是没有影响到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可爱的人民，老百姓并不知道我。一部《苍天在上》，有那么多的毛病，但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完全傻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记者：这导致您的文学观念又产生了一次变革？
陆天明：这对我的文学观念，对我的做人产生了根本的冲击。我并不在乎名声，写电视剧在当时也只有很低的稿酬。这次经历告诉我，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怎么做。尤其在大变革的年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大变革并将决定十几亿人生活的时代，我们是推动变革还是守着自己可怜苍白的艺术，自命不凡地去搞小我的东西，我觉得《苍天在上》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发挥作用，和人民在一起，和国家在一起，尤其要和伟大的变革紧紧结合在一起，衷心地为他们服务。
《苍天在上》效果良好，许多人求我写续集，我没有写。我们要轰动，要让人民接受，受人民欢迎，但不搞商业行为。我是真心把它当艺术的。五年以后，对反腐败的新认识使我写了《大雪无痕》，但我依旧没有因为它的热播和获得各种大奖而写续集。过了两三年以后，又写了《省委书记》。同时我还创作纯文学，两把“刷子”同时在用着。让自己的创作和人民、和时代的改革紧紧拧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归。这两年我一直在讲，艺术家、文学家在实现回归到自我、本我、真我，回归到真文学以后，还要有一次回归，即带着你的艺术，带着你的自我，和人民、时代、现实结合起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个阶段我觉得自己有了第二次回归，同时我又发现问题了，在回归大众、回归现实以后，仍不能忘记自己是在搞文学艺术，不是在搞宣传。奉献给读者和观众的一定是艺术品，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个十年，我就希望把这两条路结合起来，非常文学又非常好看，非常深刻又非常通俗，充满着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广度，又有自己独特个性的魅力。所以我尝试写了《高纬度颤栗》，同样是写反腐败，它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结论是新的。它看起来好像是很通俗的侦破剧，但很多人告诉我这个戏写得很深刻。我希望再用几年时间把这几个“非常”结合得更好。我觉得这也是面对历史负责任，面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记者：我的感觉是从《苍天在上》经《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到《高纬度颤栗》，表面上都是反腐败题材，但实际上是您对改革现实里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掘进式思索，现在的《命运》是不是对改革思考的延续和新的掘进？
陆天明：我本来没有写作《命运》这个安排。在《高纬度颤栗》之后，我准备写一个中国三部曲。我们这３０年的改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它真正改变了13亿人的命运，但正面写它的东西还太少。所以中国三部曲就准备写这３０年。我要考虑这３０年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命运带来的影响、变异、振荡。在《苍天在上》里我认为是人本身出了问题，到《大雪无痕》我就认为，不能仅仅怪人，我们很多必须变的体制没有变，不好的体制也会导致人的变异；到了《高纬度颤栗》，我又认识到反腐败的问题不仅仅是执政者、腐败者要考虑的，反腐败也罢，改造中国也罢，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大家不把担子承担起来，那中国仍然变不好。
记者：近似于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革命的成功需要国民性的改造，改革的成功，也同样如此。
陆天明：的确这样，《药》里面蘸血的馒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在今天也存在着。中国三部曲怎么表现，我正在筹备。这时深圳市委要写一部反映改革开放３０年的电视剧，我接下了这个任务。一方面，我觉得这么一场伟大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应该正面大力来写，这是个挑战；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为中国三部曲做准备，接触第一线的很多人和事。这部作品开始本来想反映深圳的３０年，最后只写到１９９２年。从邓小平写到打工者，从中央各部门写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各行各业各种历史基本写全。在深圳采访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中国有３０年后的今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确确实实有这样一批共产党人，这样一批中国老百姓，这样一批精英分子，有思想、有才干、有胆略，要把中国推向前进。这个过程非常曲折、非常困难。我用了两年时间创作文学本子，后来的剧本又围绕要不要用深圳真名，主角能不能是市委书记，小平同志能不能与虚构的主角放一起等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剧本完成后我心力交瘁，大病一场，高烧7天。很多人看完剧本都哭了，《命运》一书在出版过程中，编辑人员也都哭了。所以我对这个戏效果很有信心。
记者：您不像一般的作家，满足一个小圈子，或者闭门写作，您除了写作大部头的作品还通过博客这种新的网络平台，针对社会现实发言，您认为网络对我们社会有哪些作用？
陆天明：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的深化，有很多事情，最需要人民监督。我的《高纬度颤栗》写的就是老百姓不吭气的话，政府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觉得人民监督是解决我们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本。在全民监督方面，我特别看重网络。我觉得网络在中国的当下功德无量。网民虽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我在网上经常被扔板砖，挨打、挨骂，但我仍然认为网络很好。为什么？它可以让很多老百姓无处可说的可以去说，无处可发泄的可以发泄，这个表达一旦积攒起来就不得了，就会成为改变现实、维护正义的力量。当然现在网络还是有很大的弊病，还要探索怎么管理。
记者：您在作家当中是属于勇于担当、敢于说话的。
陆天明：我写了一个文学30年的代序，我说我经常扪心自问，天明你变了吗？我说必须变，应该变，但是我还没有变，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始终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这和我这代人的经历有关，总是希望和国家、民族拉到一起，总是要参与变革。费孝通先生留下四个字：“文化担当。”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人还是人，社会还是社会，基本规律、基本法则还在，还是需要责任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