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者手巧，固然可贵，但明眼更贵于手巧。十年养手，一生养眼。积学储宝，书卷酝酿，尽为养眼而来。
有明眼者，慧心澄彻，透得机巧，参得禅关。万般过眼，必知何处当留意，何处当放过；又留意处，必知何处当细心学得；何处虽可观，于己却不可学，不妨粗心放过。如此弃取允洽，是谓善学。
艺家养眼，也须护眼。艺有大成者，皆善护眼。护眼，并非凡世不观，只要当看者看，不当看者少看或免观即可。
凡平庸俗陋之物，少看或不看；凡异怪入魔、矫情造作之丑物怪物，定不可多看。看一眼，已经伤眼（若知艺出百门，何可何不可，尚可算作小小一得）；看两眼，不知何处可以住院？
（1996年4月澳门）
●康有为（1858－1927）一生两游庐山，皆与书法事有关。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冬（1889年）初游，发现唐代柳公权所书《复东林寺碑》残石；丙寅秋（1926年）重游，又刻石记载己丑发现唐碑之事，记曰：“光绪己丑冬来游，于厨下觅得柳公权碑，共僧宝之，丙寅秋七月三日。”
《复东林寺碑》，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立庐山东林寺（东晋名僧慧远筹建）。据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所云，文为崔黯所撰，柳公权（778-865）书。碑石久佚，后代也未见有原拓传本。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寺僧偶于寺门外桥下发现此碑断石一片，上存61字，且有“公权”二字残存。此后再未得见。越四十五年，被康有为于厨下寻得，真是天成其美。
既有《复东林寺碑》，原《东林寺碑》本事亦不可不知。按，《东林寺碑》刻于唐开元十九年（731），为李邕（678-747）自撰书。碑原在庐山，元代延祐七年（1320）被毁，后来释庆哲于至元三年（1337）重刻石，立于东林寺。魏晋以来，碑铭皆正书，李邕始变化以行书书碑，幸得后世效尤，誉为“行书书碑之祖”。李邕此碑， 24行，行52字，行书近楷，愈见可宝。碑尾附重刻题记（楷书）。东林寺二碑及康氏纪事碑现俱藏庐山。
丙寅之游，康氏已68岁。次年（1927）3月21日即病逝青岛。此游虽非专为刻石而来，多少还是有点自我丕显的意思。既然三十七年弹指过去，都无人评说，只要功德确乎存在，自己昭示一下，又何尝不可？只是此次康氏在游山尽兴、刻石纪事等种种惬意之外，还遭遇了一件 “退稿”的晦气事。此事鲜为人知，载于《古春风楼琐记》，愿缀补于后，供识者明鉴。
据云，康氏游庐山玉屏峰西麓的黄龙寺（建于明代）憩坐三宝树下时，忽地诗兴大发，曾寻纸笔草就小幅，落款云：“丙寅七月，书付黄龙寺僧。”嘱随从立即送与方丈。黄龙寺方丈青松，俗本蜀中世家子，又是历经宦海的过来人，惯能应对尘间百态诸相。见落款中“书付黄龙寺僧”语有轻蔑意，即以“老僧不识俗字。黄龙游客中雅士甚多，佳诗好字亦甚多，小寺壁满，挂不下大作”为由拒收了康氏诗书。随从走后，众僧惑而求解，青松笑道：“远公和尚有‘沙门不拜王者’论；老僧拒之，应该无过。纵世俗相交，也应恭敬于礼。康有为何人？‘书付寺僧’，老僧岂是受他随便书付之人？”
青松不过一寺方丈，敢问“康有为何人”，竟然不买大人物的账，缘于康氏失礼。与方丈青松相比，康氏在当时的政界和诗书界已经声名赫赫。他平生致力于政论学术，虽不以诗文鸣世，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评其诗歌有“纯然入乎古人出乎古人者，则南海康有为也”语；又试闱考官阅卷每逢“大笔淋漓”、“策论瑰伟”者，必曰“此卷当是康某”；可见康氏诗笔文笔书艺之卓异。以此等诗书，付与寺僧，却偏偏遭遇“退稿”，一闷棍打将回来，康氏亟需深思。八个月后康氏病逝，逝前深思没有，今人不知，但今人代为深思，足可引以为训。
青松自重，为佛门自树脊梁，当然没得话说。想当初，光绪十四年（1888）康氏年方三十而立，以布衣身份上清帝第一书时，痛陈国弊，大笔淋漓，该是何等气魄？此后荣枯颠沛，到晚年偏偏碰到不买账的，小事上丢了个大面子，难怪论者评康氏一生成事多有“好戏开场，结局自损”之叹，此亦一例。
一句“书付黄龙寺僧”，竟让青松不快，未必是青松小器。若逢一般香客失礼，青松焉得如此？“沙门不拜王者”，不畏权威势焰，表面上说为人处世，显露的却是佛门的清骨志气。
看来，名愈显赫的公众人物愈应谦恭于礼，否则微言失巨，恐悔之晚矣。汉《法言·寡见》曰“自下者，人高之”（自谦的人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确实很有道理。
（2005年12月8日）
●《书法报》2004年2月16日第二版载文曰康有为赞扬萧娴所临《散氏盘》铭文曾题诗一首。诗云：
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
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坫坛。
题诗时间，据称1925年。附图为1977年3月16日萧娴在元书纸上手抄此诗之硬笔书法小条复印件。
此诗，大约十几年前就有耳闻，因28字诗中有两处明显的声律错误，例如第三句最后三字 “咸避舍”（平仄仄；此处律式本为平平仄），特别是第二句竟然出现“六连平带孤仄”等低级错误，让人疑而不信。又康有为诗虽非清代诗之一流，但康氏作诗著文最讲“方圆规矩”，一向谨然得法，故不敢相信康诗原本如此，只疑传者不通声律，随口诵来，以致误传失真。
今日读报，见萧娴自己手书此诗，方知传者无过，问题在萧娴记忆有误，抑或康氏草率作诗竟然出此低级错误耶？
萧娴生于壬寅（1902）年，康氏为之题诗时（1925年），萧娴约23岁，康氏已67岁老人（一年后逝世）。据《康有为诗文选》附“康有为年表简编”，康氏于1922年夏历五月游曲阜、登泰山，十月迁居杭州以后，年年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远涉陕西等西北地区，直至1926年（68岁）夏历八月重返北京，又九月回上海后，方觉不胜其力，终于1927年3月病逝于青岛。
康氏题赠萧娴诗，依萧回忆，果真是1925年的话，正是康氏漫游各地之时，其间所作之纪游诗皆刚健清新，未见昏昧迷眊之作，故此诗若无康氏手书为证，大有可能是萧娴记忆有误。
好在诗意明确，康氏将23岁的萧娴比作卫夫人、管夫人的高度评价已经出语惊世，会意者也未必都去细究声病律病之类。只是南京电视台1984年摄制过介绍萧娴成就的电视片《大笔豪情》和教学片《雄深苍浑此才难》，提到了康氏此诗而且还特意单独截出此句为题，今日读报又见此诗，恐传误日久而渐以为真，遂觉得应该较真一下，作些研究，以求归还本相。
读报存疑，有待明眼。
（2004年2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