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４００年左右的柏拉图时代开始，“学院身份”便是智慧与荣誉的象征，时至今日，“学院”这个西方文化中的关键词已成为中国美术实践的重要阵地。学院的概念进入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领域，其结果首先在于引进了西方美术教育理念，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开拓了视野；其次，学院派所严格要求的造型训练、师生相承以及诸多技术性量化指标，对强调自由灵动的山水精神的中国水墨画教学与创作提出了强大挑战。尽管如此，“学院”依然充满了诱惑力。“美术学院”的身份让青年水墨画家在其成长过程中获益匪浅，但我们要问，学院的身份如何让青年水墨画家保持山水精神呢？

    何谓山水精神？通俗地讲，“山水精神”意味着人需要通过对山水的领悟，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一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需要人们沉心静气去体验自然之中的“道”。宗炳所谓“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在艺术家那里便演化成为“悟道”的对象，成为中国水墨画实践的原典。水墨艺术秉承了老庄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即要求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达到“天人合一”。在此意义上，山水精神实际上成为后来的文人画理论基石。虽然我们不能把水墨与文人画绝然等同，但可以看到，山水精神毫无疑问仍是水墨艺术的精髓所在。

    当代中国逐渐步入消费时代，艺术似乎成为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水墨艺术中的山水精神还能被观众领悟吗？从创作者的角度看，学院的身份在给予他们以丰厚的社会回报的同时，还能在多大程度提升水墨的文化品格呢？２００６年底，中央美院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山水精神”高级研修班结业作品展。高研班学员通过两年认真研习传统经典，遍踏青城山、张家界、太行山等地写生积累、潜心创作，揣摩山水精神。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画家，进入中央美院后又开始反省学院的局限，开始融入山水之中“澄怀味象”。在一定意义上，学院隐含着西方教育体制的理性传统，但如果机械地使用西方科学理念来分析水墨艺术的山水精神，或者试图采取严谨的素描教学方式来建立水墨教学体系，水墨的文化命脉难免会步入消亡的境地。

    当代青年水墨画家的身份是特殊的，因为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与价值观视野中，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潮瓦解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圣的领地——比如山水精神。但中国的文化形象需要内在民族文化的主动建构，而非被动地迎合西方。正如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所言，中国画的现代性标准应从民族文化内部建立，即立足于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来获取。除了美术学院，青年水墨画家还可以在另一类“学院”中研究深造，那就是画院。２００６年，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同时，地方省市的画院体制也逐渐完善起来。画院的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政府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从积极的角度看，画院侧重研究中国画自身的规律，从理论上讲应当会竭力避开西方学院派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观念中与水墨艺术相悖的领域；但依然存在不少障碍，如体制内优越的条件让画家丧失创新的激情和动力等。青年水墨画家在进入各类画院学习或担任专职画家时，无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诱惑。对此，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曾说：“我们创作山水画，其实质是要表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必须走向大山大水，走进人民大众的生活。”像美术学院一样，国家画院也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制度，采取导师负责制的模式进行中国画教学与创作。地方画院也开始组织青年画家进入自然，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湖南省书画研究院连续组织了4届“漫步山水间”的写生创作活动，参加者均为来自美术学院或画院的中青年画家。可以说，无论美术学院还是画院，在水墨艺术的教学与创作中，开始注重进入“大山大水”或“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体悟“道”之所存。老一辈的画家，多以导师的身份与青年水墨画家相随而行，用他们的艺术造诣和人格修养来树立楷模，促进了山水精神的薪火相传。

    学院的身份或许会提升青年水墨画家的市场竞争力，但真正负责任的艺术家需要冲破学院的束缚。在中国古代，艺术包含“艺”与“术”两方面，前者强调“艺”的形而上学的神圣价值，后者还包含有技术象征意义。山水精神则是两者的结合体，它既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又是安抚现代人焦躁心绪的文化魔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在无功利的层面上，引领青年水墨画家找到探索水墨艺术的原动力，让山水精神与他们的学院身份切实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