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就中国画的传统与发展的话题采访了中国美术学院山水画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张伟平教授，现将采访录音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梅鹤圃（以下简称梅）：张老师，您好。今天很高兴请您就当代中国画的一些现状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怎样看待当前美术界关于中国画如何观照传统的讨论的？

    张伟平（以下简称张）：我们现在确实对传统的很多问题还不理解。比如说我们提倡“回归传统”实际上是不对的，传统没有回不回归的问题。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提倡“复古”，不是说回到原来去，而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这是我们提到中国画的传统问题时，应该特别思考的。对传统的认识这个问题，梁漱溟、冯友兰等人曾经讨论过，他们说的是传统文化跟文化传统，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同样，中国画传统和传统中国画也要区别开。传统中国画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一种存在，比如说博物馆的藏画是传统中国画；中国画传统是动态的，是所有对传统中国画这一存在发生影响的因素，比如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差异区别开来，对传统的认识就明确了，我们要继承的传统是一个大中国画的概念。比如传统绘画讲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都能反应出来。现在我们读到宋画感觉还很亲切，一看就知道当时人与自然处于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也能体会到那种文化、社会的陶养。包括读一些古人的文章，像荆浩的《笔法记》，读一个画面，使人感觉很亲切。这实际上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距离处在最和谐的状态。宋人有这个态度，元人也有这个态度，但到了明清后面一些二三流画家的眼中，可能就不太注意这些。我们现在讲中国画要有当代的样式，应该怎么办呢？传统里面有很多参照物。我觉得我们用一个动态的理念回过头观照传统，那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梅：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才能谈要不要学习传统和怎么学习传统的问题。比如说还要不要临摹？或者临摹与写生并重，或者偏重一处？您是怎么看的？

    张：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一贯的，就是从临摹开始，在临摹中解决怎么画这个问题。这跟中央美术学院有点不一样，比较强调写生，把很多问题都融到写生中解决。我们要在临摹里面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对外界的认识和感受要有一种方式来表述，不管是写作还是画画都需要有一种适当的语言，中国画家依靠的语言就是“笔墨”，抛开了“笔墨”这个语言系统，那表达就会出现障碍。没有语言，我们无法完整地传达感觉和认识。中国画家与油画家对社会、自然的表达不一样，也正因为两者所运用的语言不一样。中国画家的语言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的，用笔、用墨有不同的审美，有各种要求。比如黄宾虹的“五笔七墨”，讲用笔要“平、圆、留、重、变”，用墨有“浓、淡、破、泼、渍、焦、宿”。这种笔墨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一种审美的要求。

    梅：这也有一个审美习惯的问题。语言作为社会沟通的工具，既有系统性，又有排他性。语言系统的一致性，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对跨域沟通的本性拒斥。这里又涉及到现在大家对“笔墨”这套中国画语言的争论了。之所以今天还在争论，一是大家用于表达的语言系统不同，立场不一样；二是“笔墨”这个词在经历很多年的发展以后，含义很丰富，大家对“笔墨”的理解也有差异。刚才我们讲的作为一种语言系统的“笔墨”应该是技法层面的，但它还连接着精神层面的“笔墨”。“笔墨形式”与“笔墨精神”之间的差异也应该就体现在这里了。

    张：对，所以我觉得用笔、用墨有很多规矩都不能改，因为这种规矩源于自然，是前人用智慧概括出来的表述自然的方法，是和生命、和自然之道连在一起的。比如倪云林画树，连钩带皴，用笔松、毛——这个“松、毛”是因为他感觉到了秋天的树，萧萧瑟瑟的，又很滋润——表面上比较燥，又有内在的生命力透露出来。这种笔墨是合于对自然的感觉的。再比如说向上出枝的叫做鹿角枝，还有仰角枝、平角枝等等，我们可以去自然界找出很多这样的树来。中国画用笔、用墨的结构方式、程序、秩序，都联系着大自然的变化，它的规律跟自然的“道”是吻合的，是从自然中体悟、总结出来的，和自然之道、自然生长之道联系在一起。在经过历代很多人的努力以后，这套方法很成功。再比如说我们在审美状态上追求平淡天真、雄浑宏伟，这跟人性、“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所有这些都能在人性的积极的一面上找到，人性中自然而然的有这种向往。比如说，人心里愤愤不平好不好？肯定不好，这会伤气。对一个生命体来说，整天急躁，那他的生命周期也不会长。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画用笔、用墨和审美的很多要求，跟人性的本质需求、跟生命的存在形式等是连通的。

    梅：我们今天没有《论语》这样的巨著，或者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有些人就很敢于下一个结论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如以前了。这个结论下得很仓促，《论语》是在什么时候成为经典的？它也是到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开始的。而在此前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孔子也只是其中一家。再比如明代的徐渭，诗文书画都是一流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名扬四海，而是死后20年被“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力荐，之后才有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等等大家的隔代追随。现在出现的作品可能会在日后成为经典，也可能马上被历史所淘汰，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张：当代画家不可能会很清楚历史如何选择，但我们就是被“奠基”，也要心甘情愿。绘画史也是有高峰和低谷的，高峰什么时候到来？无法回答。现在有些中国画家觉得自己站在很高的高峰上，开始夜郎自大。当然也有很多人认识到了当代画家缺少“文气”，读书太少，对读书和绘画的联系不了解。事实上，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前人对人、事、自然的看法都在书里，而且很多认识的层次很高，读进去才知道大师是站在哪个高度去看待世界、人生和社会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高度。人认识社会离不开对物质世界和对人自身的关注，两者兼备才称得上智慧，读书能够知物，还能知人。如果不知人光知己，那就变成画给自己看了。比如说《兰亭序》，你读进去就能感受到王羲之对生命、对世界的那种心胸，通过文字都能感觉到。如果我们对于文字还不敏感，想画出彩是不可能的，要么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偏执的东西。现在提倡个性，其实我觉得个性表现是一个人的本能。对于本能的东西是没必要提倡的。我觉得我们的理论家这个时候应该提倡让人多读点书，增加对人和事物的理性认知，过分提倡个性解放反而不合时宜。

    张伟平 1955年生，广西桂林人。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获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研究生专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山水画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