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年，当首届西湖国际雕塑展举行之时，杭州市民完全不为所动，谈及此事，“和我没关系”成为很多人的回答。２００２年，第二届展览如期举办，西子湖畔的人们开始平和地面对这些公共景观艺术。２００８年，该展览再次登场，市民们不仅热情地关注媒体报道，甚至还有很多人参与了展品评议，对“钱包”、“马云”等争议雕塑频频发表自己的意见。全程参与了三届展览策划与筹备工作的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龙翔与记者分享着他的切身感受，他说，这一系列变化所折射出的是作为公共艺术典型代表的城市雕塑，正在逐步走近公众，成为艺术介入生活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而如何更好地延续这种态势，也成为龙翔们努力的方向。

    用雕塑“触摸”大众生活

    在“人与城市”对话的主题下，第三届西湖国际雕塑展中与观众互动的作品不少。随意坐卧于由扑克牌制成的桌椅上，体会描绘其中的人世百态；在雕塑家制作的石盒中进入、逗留、走出，完成艺术创作的体验；从摄像机视窗折射出的平凡生活景象中，透过不同的视角选择，发现不一样的世界……人们在与这些城市雕塑的亲密接触中，感受着艺术家的思考与探索。

    应该说，我国城市雕塑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密不可分的。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使人们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多地方掀起了一场城市雕塑运动。９０年代，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文化广场和步行街上，陆续出现以打造城市形象和美化环境为目的的大量城市雕塑。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邹跃进说，在大规模建设热潮中，城市雕塑注重的是审美价值和视觉传播功用，尤其是一些批量生产的不锈钢材质作品，往往采取宏大抽象的手法，用曲线、圆球、三角的组合来表现速度、进取、力量等现代化元素，强调对城市空间的装饰。于是，“没什么印象”、“没意思”成为被动审美者的公众对那一时期城市雕塑的集体回应。

    进入９０年代后期，直至跨越了新世纪，艺术家对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解决与生活相关问题的关注，使城市雕塑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翁剑青说，一些艺术家开始从公共艺术的外在表现形态到内在文化理念去考虑艺术与社会不同层面及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考虑公共艺术的社会和文化责任，初步关注如何更好地解决艺术家与普通大众在审美文化及利益诉求上存在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种或多或少的亲和互动以及接触式的体验，增加了人们了解和欣赏城市雕塑的机会，诸如表现普通人生活经历和感受、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深圳人的一天》等作品，都受到了广泛欢迎。

    ２００８年，奥林匹克再一次拉近了城市雕塑与公众的距离。比赛场馆、中心区和标志性建筑间，随处可见城市雕塑的身影，通过与它们的对话，公众感知着艺术的知性与娱乐。因征集奥运雕塑方案而举办的巡展，更为观众提供了参与自由讨论的机会，一时间城市雕塑成为公众文化活动中的一件盛事，频频“触摸”人们的生活。

    强调“公共”还是“艺术”

    在城市雕塑等公共文化领域，“公众参与”一词的使用日益频繁。但是，原创精品有限、视觉垃圾泛滥、迎合低级趣味的刺激愉悦之作仍不时出现；一边是大呼“看不懂”的观众，一边是沉浸其中的艺术家，艺术家和公众审美对抗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城市雕塑与大众之间还是存在一种不亲近的距离感。发生在公共空间的城市雕塑究竟应以“公共”为前提还是会被“艺术”所左右？如何强调个人风格、坚持艺术原则，又能让观众满意？艺术家们陷入了沉思。

    作为公共艺术，城市雕塑的公共性当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一些专家认为，艺术家理应透过其作品强调社会性，因为相比博物馆、美术馆中“小众”的主动接触，城市雕塑则有些“不期而遇”的意味，它可以随时随地把行人变为观众。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单曾说，艺术介入到开放空间后，艺术家应将展示自己独特探索的优秀作品转化成社会公共资本，生态地融入城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共享的文化消费资源。很多艺术家也意识到，公众参与度正在成为考量其作品成功与得失的重要元素。因为，如果生活其中的市民们不“买账”，城市雕塑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当城市雕塑遭遇了公众目光，尤其争议与质疑声出现之时，又该如何解决这一审美诉求之间的矛盾，在众口难调中达成平衡？翁剑青认为，城市雕塑不是一种我行我素、凌驾于大众之上的启蒙与教育，更多在于对公众心理的理解和沟通。他说，投入到公共艺术建设中的艺术家应该在思想观念上厘定作为个人的艺术情感、创作意志与社会大众审美及多样需求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多公共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并善于在公益性的艺术活动中主动与社会交流，倾听公众的需求和意见，把艺术家个人的知识和才能发挥融入到平等参与的公共艺术实践之中。

    “我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件城市雕塑不为公众接受，艺术家却得意洋洋地解释为水平差距和趣味冲突。这是有问题的，起码暂时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作品。”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认为，一件城市雕塑不被接受往往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雕塑家比较超前，但将来会被人们感悟，慢慢成为城市精神的象征；另一则是雕塑家的确背离了城市的普遍精神，难免有异想天开之嫌。他说，作为一门特殊的艺术，城市雕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雕塑家和公众的关系。当雕塑家和公众意见相左，应该互相讨论、调整，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两者构成整体才标志着一个城市的雕塑水准。他还建议，艺术家不能只讲“普通话”，更重要的是讲“方言”，从本土记忆、环境、文脉等地域文化切入，毕竟付出了真情实感的城市雕塑不会只打动创作者，也一定会打动观众。

    建立“审美共同体”

    艺术走向大众、走向生活的公共理念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新趋向。但是，专家指出，仅仅停留在与作品互动，或是由居高临下的说教变为方案公示、征求意见等形式的公众评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雕塑公共化。

    “公共艺术的根本动机是唤起公众参与的自觉和热情。”翁剑青说，但现在绝大多数方案产生、创作和设立的过程，没有形成相关民众或代表的公共参与，缺乏论证和公众评价机制，只是少数艺术家和部门的事情。单曾说，当前的城市雕塑管理制度在促进艺术发展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艺术家创作的真实性，更剥夺了公众直接参与的权利。因此他们认为，公共艺术在实施推广的过程中，需要艺术家、市民公众、政府部门和其他出资赞助者之间的沟通、协作和公共参与，要令城市雕塑真正成为公共艺术，公众必须直接参与其中，包括项目论证、方案征集、艺术家遴选、创意和制作过程，从而建立一种与公共性相匹配的“审美共同体”。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苏珊娜·赫尔斯介绍了费城的公共艺术规划。费城从１９５９年开始艺术规划，投资方委托的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项目，由职业艺术家、建筑师和公共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审核方案后，其申请和实施流程才能被通过。在适当的情况下，当地市民、大学等都可以参与作品的创作过程。她说：“美国３１个州超过３００个城市有着类似的规划，很多大城市都有公共艺术委员会。艺术规划的目标是为了支持艺术家创作有吸引力和长久的艺术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为了公共空间而创造的。同时，这些计划给了艺术家走出工作室、画廊，进入公众领域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大量新的观众群体。”

    浙江省台州市建设规划院规划师黎燕认为，从费城、旧金山、西雅图、巴黎、巴塞罗那、台湾等城市建设历程看，营造了一个公共艺术良性发展的法律氛围。鉴于当前我国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的公众参与度还十分有限，只有纳入国家法律体系或地方法规条例，在城市框架下开展艺术行为的规划，才能保障公共艺术的规范性建设。２００５年，浙江省台州市开始试行“百分之一文化计划”，迈出我国公共艺术政策的第一步，并尝试建立管理体系。

    虽然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城市制定了公共艺术规划，虽然由于普通民众鉴赏能力有限，他们在这一体系中的评估参与度并不高，但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翟庆喜所说，走下圣坛的城市雕塑正以平等、开放、可参与、人性化的姿态渗透并融合于生活之中。